“第五代”的发轫与困境

　　《一个和八个》是得到公认的“第五代”电影发轫之作。

　　1984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商品经济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思想和文艺作品涌入中国，短短几年里，中国人几乎能看到隔绝近三十年的西方思想成就和文艺作品。人们知晓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尼采的思想，萨特的存在主义；能够阅读意识流小说，荒诞派剧本，卡夫卡的小说，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是大学生的“第五代”，能够在电影学院中见到许多以前看不到的内参电影。

　　摄影师肖风毕业时，是“豁出去”到广西厂的：“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人家高更塔西尼岛都去了，广西也能去吧。艰苦的地方对于搞创作的也许更好。”导演张军钊去广西的理由则是我们更熟悉的路数——学校问他：“你是不是党员”，“我是党员”，“党员服从组织决定”。

　　接手《一个和八个》时，张子良的剧本厂里已经买了两年，几个导演看过，没有拍。张军钊觉得是因为“写土匪的，共产党的干部还跟土匪一块儿被押解，这题材是比较棘手”。至于怎么拍，几个年轻人一致认同“反传统”，也就是“小布尔乔亚的东西咱们不能玩，要玩就玩点见力度的”。

　　“力度”首先体现在形式：强烈减色的影调、将人物挤压到边角的画面构图、粗粝的人物造型；内容上的“反传统”，则是写人性，写土匪、逃兵这样的“坏人”内心深处尚存的善和正直。

　　“日本兵想把女护士当成自己的玩物。躲在岩石后面的一个罪犯看到这个情形难以忍受，就发起突击，把这些日本兵全部都杀死了。在这部影片中，只有这个情节是与现实不符的描写……使它仍旧落入了俗套，令人深感惋惜。”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这样评价影片的结尾，“听说作者最初的构思是采取更悲剧性的情节，由于多年未能通过审查，最后不得不进行了修改，我真希望能了解编导者最初的构想。”

　　张军钊最初的构想是：“瘦烟鬼，蔫坏蔫坏的狗头军师，人性复苏了以后，把自己置之度外，一枪把女卫生员从魔境中解救出来，说声‘老子中国人’，一转身飘然而去，‘砰’一枪被毙。”

　　《一个和八个》在1983年11月中旬送文化部审查，非常不巧，当时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一个和八个》与另一部影片，成了“精神污染”的活靶子，重点批判。

　　内容上的反传统，条件尚未具备，最终没能彻底呈现给观众；形式上的探索与试验就成了“第五代电影”的最醒目标志。比《一个和八个》更为著名的“第五代”代表作《黄土地》，更加大胆地淡化情节，大量运用意象式的影像语言，树立了略显极端的风格。导演陈凯歌和摄影张艺谋在当年的导演阐述与摄影阐述里，不约而同引用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1984年前后，电影领导部门虽然不断进行电影体制改革，但整个制片制度和管理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国营片厂框架内，制片立项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不能触及当时的敏感话题；“第五代”电影的题材大都是1949年前的故事，开始隐晦探讨鲁迅时期就被探讨的文化问题，如中国文化传统的利弊，中国的民族性，中国人的根本生存方式。但也正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五代”早期阳春白雪的电影创作也能够不受或少受市场的约束。这样特殊的环境条件，只有他们独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