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片向钱低头，分级制不了了之

　　从1982年秋到1983年，合拍片《少林寺》在内地广泛公映。虽然之前已有北影厂张华勋导演的《神秘的大佛》，但《少林寺》真正树立了武打片这个类型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地位。两三毛钱一张电影票的年代，《少林寺》据称收获了1.4亿元票房。《武当》、《自古英雄出少年》等武打片接踵而至。武打，成了票房的保证，甚至到21世纪，还是力挽国产片票房的主要元素。

　　导演张鑫炎介绍过《少林寺》的来由。1979年，在左翼的香港中原电影公司，拍片的口号还是“为工农兵服务”。但“香港没有兵，是英国兵；工，我们不懂工人生活；农，香港也很少农民。编导很痛苦，也想写工农，也到农村到工厂去生活，老是搞不好。那个时候有一些彷徨，一遇到困难总会往国内跑，请教像夏公夏衍这些老前辈，到底我们能拍一些什么片子”，是当时的国务院港办主任廖承志点拨，中国的武术是全世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他提出拍《少林寺》。”

　　这一时期出现了“娱乐片”和“探索片”的称谓。前者如1985年生产的《峨嵋飞盗》，结合武打与公安题材，发行拷贝300个；后者如《黄土地》，发行拷贝30个。娱乐片的主要类型，当年又分为武术片、惊险片、戏剧片、音乐歌舞片等。

　　《少林寺》以及后续武打片、娱乐片的卖座并没能让电影院和电影厂高兴多久。初涉市场经济的中国电影正走向第一次经济困境。国产故事片年产量自1979年起逐年上升，到1984年达到144部；而城市电影观众从1980年到1984年却累计下降33亿人次。

　　越来越多的家庭买了电视机，城市里多了音乐茶座、录像厅。

　　1985年3月底的一个周六，武汉市某电视频道播放四集《射雕英雄传》，结果该市历来上座率较高的新华电影院晚场只有四名观众。这一年在全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还有《上海滩》、《再向虎山行》、《阿信》等。

　　中影公司《情况反映》1986年第2期介绍，这年春节，影片《迷人的乐队》在山东淄博某电影院的六场排映里，有两场因为没有观众而停映，另外四场的平均上座率只有20%。同时，该市放映港台录像片的录像厅却是人头济济一票难求。

　　这时整个电影生产实际要靠娱乐片养活。各电影厂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影片分三类：一是宣传片，政治思想比较强，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票房不会太高，但常有组织观看，不至于亏本；二是探索片或者艺术片，准备好了要亏本；三是娱乐片，要赚钱。

　　电影从宣教工具变成声色犬马，并没有用多长时间。1980年人们还在为《庐山恋》的“中国电影第一吻”兴奋，1988年一部制作粗糙的《游侠黑蝴蝶》已因为挤人奶的特写镜头成为一时话题。群众里觉悟高的还是大有人在，人们投书媒体批评娱乐片“要钱不要脸”，“文上床武上房”的奚落开始流行。电视台播放的流行电视剧也受到了责难，广电部门收到群众来信：“国家花费巨资修建了电视网，难道就为了让群众免费接受那些既无多少艺术价值、又无深刻的思想内容，仅以娱乐性取胜的香港文艺的熏陶么？”

　　但制片厂在市场经济面前必须低头。娱乐片的比例在故事片生产中一再增长，1988年达到高潮——“旨在强化娱乐功能”的影片生产了80多部，占全年产量的60%。张艺谋的《红高粱》被认为是“艺术探索向传统和市场的螺旋式回归”。《红高粱》的受欢迎程度，与同为“探索片”的《黄土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传说影片中有豪放粗犷的男女欢爱场面，在重庆某影院上映时，8毛的票价被黄牛炒到2块；影片里的《颠轿歌》、《酒神曲》，在中国也流行了相当一段时间。

　　田壮壮拍了靠拢市场的《摇滚青年》。张艺谋从柏林捧得中国电影头一个金熊奖回来，真正归顺娱乐片，执导的《代号美洲豹》却是一部败作。

　　1989年5月1日，广电部颁发通知，对部分影片实行审查、放映分级制度，规定了若干类“少年儿童不宜观看”的电影内容，诸如“强奸、盗窃、吸毒、卖淫、暴力、凶杀、性行为、表现社会畸形现象”等。凡经广电部、局审定为“少儿不宜”的进口、国产影片，在海报、广告和拷贝片头注明“少儿不宜”字样，限制16周岁以下少年儿童观看。

　　《瞭望》周刊1989年21期发表文章《电影分级制出台前后》，配了两张图片。一是《红高粱》里，姜文俯视着仰卧高粱地中的巩俐，一是“首次出现较长时间裸露镜头的国产故事片《疯狂的代价》剧照”。

　　但“少儿不宜”迅速成为各地电影院乃至录像厅招徕观众的广告，再加上这一年的形势巨变，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分级制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