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势力，浮上海面
上海电影在上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个高峰，涌现出一大批名导佳片，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旧电影最鼎盛的时代。如今，借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之势，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打开兼容并蓄的合作之门，不仅推出了像王家卫执导的《2046》这样的大作，还吸收了贾樟柯、王小帅等刚“浮上主流”的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加入上影创作团队，分别拍摄《世界》和《我
十一》。再加上与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有过出色合作，善于诠释“上海感觉”的娄烨(执导《紫蝴蝶》)、李欣(执导《花眼》)、郑大圣(执导电视电影《王勃之死》)等上海“本土”导演，一批中国内地导演中最有潜力与创新意识的“新锐”汇集上海。他们原来在中国电影界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往往只能自己找投资的“地下电影人”如今得到重用，在资金充裕的条件下，他们将爆发体内蕴藏的惊人能量，为这个拥有辉煌电影历史的城市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注入新的力量。
王小帅：电影也有它自己的“诗情记忆”
王小帅出生在上海，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份有点混乱，也说不好自己到底是哪里人。其实对话从身份引起有点始料未及。他几个月大就随母亲到了贵阳，父亲本来是可以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后来和母亲一同来到兵工厂，父亲还当过样板戏的导演。后来母亲又把他送回到北京的亲戚家里。他的旅程开始了。
此处亦他乡
新京报：从清洌的《冬春的日子》开始走上电影路程，我发现你并没有把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乡，不像贾樟柯把镜头对准了山西，而章明则是眷恋重庆的云雨，你的家乡在哪？
王小帅：我的身份比较混乱，但是在上海、贵阳和北京等好多地方都待过。我想把镜头对准贵阳，因为在那里生活得时间比较长。
新京报：一般说到“成长电影”都要说到你的电影，好象你的所有电影都是在拍你自己的回忆？
王小帅：回到记忆里是件奇妙的事情。刚拍电影的时候比较小，20多岁，比较局限在自己的周围，没有能力去贵阳拍。少年的回忆、青年的回忆都是很好玩的事情，《冬春的日子》就是生命中一段很特殊的日子，黑白影像的爱情，清冷的空气。到了最近的《十七岁单车》就完全是那个年龄的孩子们都能感受到的激荡人心的生活，白衣的少年在胡同里游荡。
新京报：你的记忆里城市和乡村各占一半吧？这样拍出来的电影很有趣，电影的身份不很明确。
王小帅：没有那么明确的分界线，人的记忆中应该有一块叫做“诗情记忆”的地方。我一直在想十三岁以前的故事很难讲，因为你很容易可以进入18岁或20岁的记忆，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对周边的事情有掌握，而十三岁不同，你回不到当时的状态里。我一直记得露天放电影，大银幕，风一吹鼓起来，满山的人，占位子的在前边，不占位子的在银幕背面，满山全是农民，漫山遍野，有时下着雨就打着各样的伞，为看一个电影，这有多么奇特。
电影是文明城市的娱乐
新京报：我们来说说城市电影，尽管这个词汇有点过于宽泛和空洞。
王小帅：电影就是一座城市的高档娱乐，所以具有“中产阶级性”，从他的起步到它的辉煌都只能限于比较文明的城市，所以制作电影的人也大都来自城市，来自于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方，我上面所说的属于个人记忆，但是电影也有它自己的“诗情记忆”方式，影像的制作在完善并视觉化这种记忆。
新京报：虽然你的少年时代不是在上海度过的，但是毕竟诞生在上海，父母也是从上海走到贵州，你所认为的上海气质是什么样的？
王小帅：上海是文化精英的聚集地，你翻开中国电影史就可以发现有这么多文化人都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它比较我行我素，很洒脱也很飘逸。所以在上海三十年代的“孤岛时期”，上海的文化人依然有办法来搞电影，这也是一种上海智慧。
新京报：你所认为的城市差距拉开了吗？
王小帅：你可以发现，电影在发达城市才真正有根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段落。城乡距离也确实进一步拉大了，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可以更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80年代末、90年代初拍出的电影跟现在有太大的不同的。我怀念那个时代，相对纯粹的拍电影，很干净，人与人的交流方式也与现在不同。
西方电影是我师
新京报：你在电影学院的时候主要以什么电影为参照来学习？
王小帅：我们主要是要以西方电影为师，看的都是欧洲的一些片子，也有评论说我们是“录像带”一代，也不错。但是那些大师的影像其实也都是在说城市，比如戈达尔等，他们电影中的城市又是另一个概念，不是符号化的，而是很有味道的话语环境。
新京报：看不到中国老电影吗？
王小帅：那时侯的环境，看到老电影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后来回头想也是很遗憾的。 本报实习记者张悦
-人物背景
王小帅1966年出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主要作品有：《冬春的日子》《梦幻田园》《十七岁的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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