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社电影队一干10年，放映的电影不下2000多场次，但最使我难忘的那两次，至今历历在目……
1975年6月，靠着自己不时在海南日报发表几篇火柴盒样的新闻，我有幸被公社领导看中，从农民成为了刚成立的公社电影队的一员。电影队3人，我当队长兼解说员，一人当电工，一人当放映员。虽说当时每月工资只有25元，但和当地农村中农民每天劳酬只有二、
三毛钱甚至几分钱相比，也绝对是“高薪”一族了。何况，当时能跳出农门，当上放映电影这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差，就十分知足了。
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大批文革前拍摄的影片被禁锢，每天，我们到县里取回的影片不是“地道战”和“地雷战”，就是8部革命样板戏，影片不多，但好在当地都是由大队包场，每场15元，尽管一年中放映的影片有几次是重复放映，但由于山区文化贫匮，每每我们一到放映点，傍晚时在小学操场上挂起银幕， 喇叭一响，不一会儿，场上已经是黑压压的人群了。
在公社电影队一干10年，经历了电影事业从凋零到百花齐放的大好时光，放映的电影不下2000多场次，但最使我难忘的二次，至今历历在目。一次是1975年春节前，应公社领导之命，到革命老区高山坡村慰问，我们三人从公社驻地出发，坐车到南方水库大坝，再乘坐水库的小船到水库顶端，又步行了3公里，才到了这个当时只有2户人的小山村，当晚放映的电影是《金光大道》，全村6个观众。但我们还是十分认真地完成了这次“政治任务”。
另一场是1977年9月放映的《洪湖赤卫队》。虽然当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大批影片尚待闺中，恰好当时全县的生产现场会在文儒公社召开，代表们晚间活动，当然是看电影了，可是电影公司没有新片，于是由当时县委领导到行政区电影公司找他当经理的老战友，悄悄地拿回了《洪湖赤卫队》。消息传出的当晚，文儒中心小学操场上人山人海，不要说是附近村庄和红岗农场的群众，就连远在10公里之外的屯昌县和晨星农场的观众也赶来观看，少说也有上万人。不论是后来放映誉饮国内外的“少林寺”，还是风光一时的港台片，我都没有见到这么壮观的场面。 (张成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