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红：我觉得导演肯定对于作品的完整性有一定的把握，所以尊重导演的创作，在中国的创作环境中不可质疑的，商业的因素进来了以后，制作人从市场的条件，希望能有一个对于市场能够更加明确的定位，这个也不容置疑，一般来说，现在更多的倾向于以市场，如果你是定位是商业片，一定要以市场为准，有时候导演争取导演剪接版，也许网络发行或者是在任何其他渠道里面发行的时候，会有一个导演版，现在已经有了。

　　还有一个跟制作人谈判中间，最后一定要有跟他的合约里面，最后要有一个交代，最后也许跟制作人有一个谈判，确实会有一个谈判，有时候双方会有一个妥协，或者是导演的妥协或者制作人的妥协，这些会存在，但是我觉得对于文艺片来说，导演的完整性更为重要，因为文艺片都是导演个人的表达，如果要是制作人能够理解导演的文艺片的属性，应该是尊重导演的。

　　周黎明：我相信大部分影片在拍摄当中，制作人如果是真正的制作人，不是挂名的制作人一直是参与的，所以出现大的分歧可能性不大，不会等拍完了以后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很容易出现的情形觉得中间部分有点冗长，但是导演觉得这是很小的细节，最欣赏的地方，制作人站在观众的角度，觉得观众不觉得好，这样的建议您觉得工业体系里面都是建议属于比较合理的？其中有多少建议导演是采纳的？有多少建议不合理的？

　　李少红：一般有两种可能，有的比较专业化的制作人相对好一些，比较客观，他有经验，有成功的案例，也有一些制作人因为在我们社会里面，制作人又分成不同的，有一些不是专业体系的，是非常个人化的制作人，也有经验上面的初学者，在这样的部分里面可能有偏颇，必须要跟制作人有一个很好的协议，也有这种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很多经常会碰到。

　　周黎明：在好莱坞，带导演和制片人如果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主要的导演名声和声誉会起到一定的影响吗？如果说导演是很知名，比制片人知名，导演是不是就会自动拥有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力量做出否决权？

　　泰勒-哈克福德：肯定有冲突和争端，如果制片人觉得要有商业艺术，而导演认为讲故事，要有细节和环节，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像李少红导演刚才说的，这是很常见的问题，是导演和制片人经常会出现，但是一个导演越有名，有一点非常重要，别人也会更多来听你的意见，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到达了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我们的协会当中，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案例，就是制片公司说我不喜欢你的剪辑，我们自己做电影的剪辑，我们也会让这个电影变成最赚钱的形式，导演当然不高兴了，不过他们就没有权利，导演他有一个权利，就是不署名。在商业事件当中，如果有一个导演非常著名，比如说李安导演，如果说制片公司说好你有最后的剪辑权，他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换一个电影，改编这个电影，李安说好，把自己的名字去掉不署名，但是没有李安的名字，大众受众知道这个电影有问题了，影响到电影的商业价值了，所以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提醒年轻导演来说，你是这个电影的导演了，如果你不满意，把这个名字删掉了，让制作公司和电影公司赢得了，因为他们不希望事件觉得这个电影有问题了，每个人想，他们也会感到有一些疑虑，他们会同意你做的改变，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了你的想法，说看过了接受了你的意见，但是我做最后保留的版本，最后不管制作公司有多大，你的影响力有多小，他们总得回答你，因为他们不希望让大众觉得电影出了问题。

　　周黎明：我们从导演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导演不一定准确。

　　泰勒-哈克福德：有的时候导演永远是正确的，我在开玩笑。

　　周黎明：有一个案例，导演告诉制片人，这个制片人也是代替投资方，他说现在拍的是商业电影，但是基本上拿到了一些钱，这些钱是符合拍商业片规模，但是最后拍了个人的艺术片，但是却花了商业片的钱，作为制片方，作为投资方，他们不是专业人士，他们不知道当中的背景，直到最后才知道是这样的事，还见报了，导演很有名，而投资方和制片方不那么有名，大众站在导演这一边。双方我都认识，但是这个导演告诉投资方和制作方说是拍商业片，但是最终是艺术片。

　　泰勒-哈克福德：拍电影的人是艺术家，导演是艺术家，如果拍电影有一个愿景，如果希望让制片人赚很多钱，这里听到想要的东西，在这里导演说这是我想要拍的故事和电影，而制作人说这个导演之前拍了很赚钱的片子，谁知道，出资人和制片方决定要投资，之后当电影变成了商业之后，他说他背叛了，完全撒谎，完全不道德，但是拍了一个想要讲的故事，本来觉得是商业片，但是最后不是商业片，这个也是出资方接受的风险，这是电影行业的游戏规则。这个想法看上去完全不是商业的，在好莱坞总是想要拍赚钱的电影，比如去年电影是快乐意义，不会再拍了，但是在原始电影当中，比如有一部电影讲的是拳击手失败了，非常沮丧，当时没有觉得有人想要看这样的电影，他们拍摄的时候非常艰难，但是电影出来了以后非常成功，本来一开始不是商业片，但是现在每一个人想拍这样的电影，还拍的星际大战，本来没有人想拍，但是这个电影赚了几亿了，当然有的时候会失败，如果说这个愿景和想法不对，有些人觉得这个本来做商业片，但是最后不是商业片。

　　周黎明：解释中美两国导演的不同的地方，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在中国当导演像当皇帝，在美国当导演相当于当总统，但是我看到媒体的报道，下面没有详细的说明，从你们两位来理解这句话，因为他在两个国家当过导演，中文片和英文片，这个归纳准确吗？这个的确有这样的差距吗？

　　泰勒-哈克福德：老实说我是认识李安的，我也想亲自问他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没有我一样的经历，他在中国和西方拍过电影，他的理解我不太知道，因为他非常聪明，他是非常知名的导演，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在西方在美国，你一直必须生活在预算和时间表的压力下，如果你有愿景和想法，比如说少年派奇幻漂流，李安这部电影非常漂亮，但是他压力很大，因为这个电影不太可能，本来说电影的成本肯定也是非常高，你要相信这个压力，李安导演承担的压力非常大，当他拍这样的电影时候肯定不觉得自己是皇帝，肯定他觉得背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不断压他，尽量比较快拍好电影，尽量缩减成本，不知道他在中国拍电影是什么？根据他的美国经验压力很大，他告诉我压力很大在拍少年派虚幻漂流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他不能完成，但是成功了，他成为了英雄。

　　周黎明：您怎么理解李安导演说的这句话？

　　李少红：我觉得皇帝和总统不一样。

　　周黎明：他补充说皇帝为他服务，总统为别人服务，他为影片服务。

　　李少红：也有可能讲在美国拍电影，导演的预算压力非常大，在中国拍电影可能导演想的更多不是预算问题，而是怎么样想办法拍好的问题，在原来我们教育体制历史上，我们学导演的时候，学的都是怎么样拍好，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讲过预算是什么概念？皇帝是所有人为他服务，总统是为别人服务，他总是要考虑的角度不一样。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在我们现在目前中国电影在转型过程中，大家越来越多说到了预算，也越来越多说到了票房，所以把这两个东西做到了非常极致了，但是电影风险非常高的产品，所以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我也知道你说的意思，不管是制作人还是导演，面临的都是高风险的产品，你在做的时候，肯定事先考虑到它的风险，要有风险意识，不能说是电影拍完了以后，拍文艺片，最后拍出了商业片，把责任扔给了导演，之前干吗了？作为制片人制作人合格吗？也不是很专业的，你没有考虑到电影是高风险的产品吗？不能把责任最后扔给导演去，或者导演说我只管艺术，不管产品怎么卖？也不符合专业标准，这是一个很双方的。

　　在美国比较好的是在产业这个环节中间，有中间的一些协调性的团体和机构，来协调商业和艺术之间的问题，中国现在慢慢也开始了，因为中国原来和美国政府体制不一样，中国所有的权利都在政府，我们的行政管理和艺术管理，我们的内容管理和市场管理，所有这些管理权利都在政府身上，所以现在慢慢因为越来越市场化了和产业化了之后，有一些权利在慢慢社会化，比如说现在慢慢的重视这些协会在这个行业管理中间的作用，现在逐渐被政府意识到了，现在在慢慢向我们这边社会协会在倾向，这些协会的作用恰恰是能够来解决产业过程中间的一些商业和创作人员的矛盾，和怎么样能够用法律的杠杆来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

　　周黎明：讲协会之前有一个问题问他，因为听说在美国如果一个导演连续失败三部影片，这个失败包括艺术和商业，连续失败三部影片，实际上会被淘汰，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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