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萨琳-毕格罗

电影《追杀本-拉丹》宣传照

　　凯瑟琳-毕格罗是美国著名的电影女导演兼制作人，是有史以来首位奥斯卡最佳女导演。作为一名女人，在男人主宰的电影圈里，她总是逆传统而行，经常成为话题人物。上个月她执导的《追杀本-拉丹》上演后，又引来她在片中为虐囚辩护的质疑声，不经意间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她和这部电影又有怎样的背后故事，她真的支持虐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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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责：“恋物癖和虐待狂”

　　毕格罗新作《追杀本-拉丹》(Zero Dark Thirty)上个月在美国开始上演，因为题材重大、风格鲜明抢眼，反响很大却褒贬不一。

　　其实这部片子在几年前筹拍时就已经充满争议。基于本-拉丹在奥巴马总统任内被击毙，美国一些共和党人及各种右翼组织坚信这样的电影将成为总统竞选连任的宣传工具。保守的监督机构“司法观察”当时声称奥巴马政府不公正和不恰当地让毕格罗和她的编辑兼制作人马克-波尔接触机密情报。而且一个包括前中情局官员在内的倾向共和党的游说组织，牵头发起了一个媒体宣传活动，攻击奥巴马“不光彩披露”情报的行为。

　　不过，奥巴马去年底大胜对手获得竞选连任，与这部电影根本没有扯上边，实在谈不上什么得益。反而上个月在电影开始上映后，抨击电影的声音从右翼变成来自左翼。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乎是众口一词大加谴责《追杀本-拉丹》，称其含蓄地支持美国秘密情报机构对囚犯实施酷刑。

　　《纽约客》专栏作家简-梅耶写道：“除了给水刑提供虚假的广告，《追杀本-拉丹》还以其它含蓄方式支持虐囚。”她的同事理查德-布罗迪也称电影准确地提供了实施酷刑的理由。他说：“如果你跟着电影的思路，你就会接受它一系列的暗示和联想。”

　　除了上述还算平和的批评，美国媒体尖刻的评论也不少，例如迈克尔-沃尔夫称毕格罗是“恋物癖和虐待狂”，制作了“一部肮脏的垃圾宣传片”。

　　辩护：“要的是真实体验”

　　对此，毕格罗辩称《追杀本-拉丹》是一部中立的动作片，其真实性存在于对视觉和气氛细节的关注，而不是历史记录。“这部电影没有这方面的议程，它不做裁判。”她说，“我要的是真实体验。”

　　毕格罗对自己此前的奥斯卡获奖电影《拆弹部队》也有类似的观点，一些观察家注意到这部电影对伊拉克战争也不持立场。而且一般认为，毕格罗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坚决抵制诱惑，行事发自本能的艺人。

　　她没有想要改变世界，她甚至没有想要改变电影，她只是想拓展自己体验的极限。正如她自己所言：“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思考我的爱好是什么，确实想到过探索和推动电影，但没有想到打破性别角色或者是流派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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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权：“喜欢变得更强壮”

　　身为美国电影圈为数不多的女性导演之一，在运作一个巨大的商业工作链时她不得不承载女权主义者的期望，毕格罗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好莱坞中心制造的女权主义者。

　　现年61岁的毕格罗看起来依然年轻，目前单身独居。她身材高大强健，看起来很运动，但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她精神上的独立。身为导演，她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而这即使最勇敢的男导演通常也会心生犹豫。她的休闲爱好也是那么特别———在零摄氏度以下攀登乞力马扎罗山，因为她说：“我喜欢变得更强壮”，看来她其实是在磨炼自己的坚强性格。

　　但是毕格罗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导演生涯早期的电影《霹雳蓝天使》(Blue Steel)是一部惊悚片，讲述了一名女警察如何颠覆男性为主的传统警察形象，然而即使在当时她的兴趣也是更多地关注符号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东西。

　　相反，她被描述成一个“言辞犀利的女人”，就像《江湖侠侣》(To Have and Have Not)中的劳伦-白考尔，一个最喜欢与男孩子厮混的美女。她的一些电影如《惊爆点》(Point Break)，要不几乎全是男性，要不女性戏份很轻。

　　正如她曾经说道：“我从来没有按照女权主义标准决定电影角色。”然而，《追杀本-拉丹》决定用独立思考的中情局女特工叙事，是一个更激起很多人批评的地方。他们认为，以女性行使权力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美国审讯技术有道德疑问的伎俩。

　　片中名为玛雅的女特工，是以真实人物为素材的，但是她在锁定本-拉丹的角色里加上了许多戏剧性元素。这部电影以她为傲，而又以其真实性推销，但是又要求艺术自由。批评家大卫-丹比指出，毕格罗要“声称事实的权威性和虚构的自由同时存在”。

　　也许事实就是这样，但玛雅另一个版本也可能是导演自己本人。毕格罗痴迷于完成她的工作，而且她还说过用尽所能完成每一部电影制作。一旦她开启一个项目，她说：“那将是很紧急的，除了它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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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从漫画家到导演

　　其实，毕格罗小时候并没有当导演的理想。她出生于美国北加州，父母亲分别是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和涂料厂经理，身为家中的独女，她小时的梦想是当一名漫画家。毕格罗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就有相当的绘画天赋，曾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两年，后来在纽约获得惠特尼奖学金。

　　当时她在曼哈顿闹市临时居住，条件艰苦，不过在那里她与苏珊-桑塔格和菲利普-格拉斯等人建立了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她与格拉斯搬进一家小印刷厂，为了生活方便把它改成阁楼一起蜗居。

　　就是在那段时间，她从电影《穷街陋巷》(Mean Streets)和《日落黄沙》(The Wild Bunch)中获得顿悟。据她自己说，两部电影中的视觉力量让她突然找到感觉，“我认识到有一种更有力的电影制作方法，而且对自己的信心有很大的鼓舞。”

　　作为一名研究和学习电影理论的研究生，灵感来得并不突然。她认为绘画是“受众有限的更稀有的艺术”，而电影是“了不起的社会工具，受众可以达到惊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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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话：击败前夫夺大奖

　　1978年，毕格罗还在就读研究生课程时，拍了一部名为《Set-Up》的电影，讲述两名男子在小巷相互斗殴的故事。这部戏里，她确实在传递一个政治信号。她在讨论到这部电影的暴力含义时曾说道：“你认为敌人在你身体之外———警察，政府，体制———但是其实不全是那么回事。法西斯主义是很隐蔽的，我们一直都在繁殖它。”毫无疑问，最近的批评者会同意她的这个观点。

　　毕格罗把这部未完成的电影寄给时任哥伦比亚电影学院教授的知名导演米洛斯-福尔曼。他很喜欢现有的部分，马上决定给她提供一笔奖学金。

　　上世纪80年代，毕格罗把马龙-白兰度的经典电影《飞车党》(The Wild One)翻拍成故事片《无爱》(The Loveless)，开启了自己的导演生涯。随后，她连续导演了系列特色类型电影，包括《惊爆点》和未来惊悚片《奇怪的日子》(Strange Days)等。但是直到2008年，她拍摄的《拆弹部队》广受认可，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才确立她在电影业的声望和地位。

　　这一过程中还有一段佳话：在当时竞逐奥斯卡大奖时，毕格罗低成本制作的《拆弹部队》的对手是大制作的《阿凡达》，而其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正是毕格罗的前夫。两人从1989年到1991年有过两年的短暂婚姻，但是他们看起来相当友好地分手，因为毕格罗1995年执导上演的《奇怪的日子》的剧本撰稿人就是卡梅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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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悖论：票房是她的软肋

　　正如结果出来那样，毕格罗击败前夫获得大奖，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毕格罗的电影在商业诉求上很有局限，《拆弹部队》是半个世纪以来奥斯卡获奖影片票房最低的一部电影。英国媒体称，这是毕格罗悖论：她的天性是平民主义的，但是她的智慧却不是。毕格罗在电影圈已经被抛离主流，对她所有的生命力而言，她能够对不合时宜、狂人及特质思想发出声音，来构成她的电影特色。

　　《追杀本-拉丹》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在尚未击毙本-拉丹之前就已经筹拍，之后又进行补拍。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在阿富汗阿伯塔巴德取得成功，毕格罗也许制作的就会是另一部短一些的片子。不过，毕格罗这次对票房的成功和巨大的轰动效应始终有信心。              

　　毕格罗档案

　　1951年，凯萨琳-安-毕格罗出生于美国加州西部城市圣卡洛斯，为葛楚德和罗纳尔多-毕格罗的独生女。她先在美术学院求学，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电影(理论和评论)研究生课程。1989年到1991年与同为导演的詹姆斯-卡梅隆有过一段婚姻，目前单身独居。

　　最好时刻：2010年她执导的《拆弹部队》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及最佳导演奖。2012年凭《追杀本-拉丹》获美国国家评论协会最佳导演奖等。

　　最坏的时刻：由于《寡妇制造者》(K-19 The Widowmaker)票房惨淡，经历了6年的故事片停拍期。目前她遭到最激烈的抨击———据她的批评者所言———支持虐囚。

　　她说：“我不喜欢暴力。然而，我很喜欢真相。暴力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存在，是我们社会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希望(虐囚)不是那个历史的一部分？是的，但是它过去是。”

　　他们说：“毕格罗用美国虐囚素材制作成电影的同时回避它所引起的政治和伦理的辩论。在她的手里，追杀本-拉丹是必要的警方程序，缺乏道德语境。(《纽约客》作家简-迈耶如此说)

　　专题文字-杨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