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领袖”和“帝王”
银幕和荧屏上的“领袖”和“帝王”们,无疑是公众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因为公众每每并不会将这些扮演领袖和帝王的演员当做“人”看,而是受传统惯性驱使,把他们仍当做“神”来景仰。所以,当这些“神”们在银幕、荧屏之外像“人”那样耍脾气、暴露人性弱点时,公众们尤其接受不了。他们对“神”的苛责比对一般明星的期望要高出许多。
我把采访重点首先就放在了这些“神”中最耀眼的几个身上,他们是扮演领袖的古月、王铁成和扮演帝王的张丰毅和陈道明。
古月道歉
古月是我采访的第一个特型演员,同时,也是在没有熟人介绍的前提下贸然采访的演员。这就决定了我采访他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大决战》在全国各地上映后,媒体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毛泽东的扮演者——古月。古月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接受采访高峰期。因此,他自然会有所重点、有所选择地接受经久不息的采访热潮。这样,我当然不具备起码的竞争力。
但我必须要采访他!
给他家打过无数次电话,他当时的妻子桂萍回答的总是千篇一律的“不在”。后来,我们“太熟了”,她告诉我:古月实在忙极了。许多社会活动都请他出席,他又接了新片,要采访的记者多如牛毛,应接不暇。我理解桂女士的一席话,但还是希望她帮助我安排一下,我并不需要他很长的时间。
桂萍没有食言,她及时地把古月的活动日程反馈给我,让我减少了许多次徒劳无益的电话。终于有一天下午再通话时,桂萍答应我第二天中午可与古月一见。
第二天中午,古月在电话里讲:能否给他半小时时间,先让他吃完饭。我饥肠如鼓地坐在《农民日报》周末版编辑部的电话机旁,只好答应再过30分钟打过去。《农民日报》记者们要为我买饭,我谢绝,说等一会儿就得采访去,没时间吃了。
35分钟后,我再打电话时,古月早已无影无踪。接话人讲,早走了。我问他留下话没有,“没有!”对方干脆的一句就挂了。旁边的记者们都很愤慨,认为古月太不像话了。现在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他不应如此捉弄人的问题。
我气愤地抓起电话,给桂萍打,她说没回家。我义正词严地让她转告古月:“作为人,我们是平等的。他有权接受或拒绝我的采访,但他无权言而无信地捉弄人,我从今以后可以不再采访他,但他必须得就他今天的行为给我做出解释!”
很快,古月到家了。他按照我留的电话打过来,态度诚恳地解释说:他是身不由己被剧组的车拉走的,“你常跟组,应该知道的,我不能让车等我一人呀,他们安排无规律,所以失约。”但他仍然希望我能谅解。最后,他希望我明天能和他见面。
第二天,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与他相见。我们刚谈片刻,接他的人就堵住了门。我提议边走边聊,在起身时,我要求古月提供几张照片,他有些犹豫:“你们记者就是这个毛病不好,借照片时海誓山盟保证奉还,但一转眼就把诺言抛在九霄云外了。我的照片一般没有底片,结果现在几乎全拿光了。”然而,他还是给我挑了几张。“能还回来吗?”他问,“能。”我肯定地说。
路上,他仅谈几句非常烂熟的套话,我们彼此不了解和时间紧迫也决定了这次采访的质量。回家后,当我拨开那些干巴巴的冠冕堂皇套话后,下笔实在找不出丝毫的切入点。这次采访,坚定了我今后再不进行这类徒劳无益采访的想法。如果我看不到真实和光彩的一面,那读者又怎么能耐心读这类破烂货呢?
我敷衍了事地完成了这次众媒体托嘱的工作,我感到惟一的收获就是:我再决定采访某个公众人物时,增加了自信心。
一个月后,我去八一厂办完事,顺路给古月送还照片,他很意外,再次对上回的“食言”表示了歉意,我早不再计较。以后,我们又偶然在一个场合相见,我们彼此客气而礼貌,没有再采访他的念头。
关于古月,公开或私下的传言很多且比较不友好。诸如在菏泽水灾中对难民袖手旁观,却只顾敛钱;买走私车;嫖娼被拘和声称是毛泽东丢失的亲儿子等等。这些传言对一个处于前列的特型演员相当不利,尽管不断有媒体为他间接辟谣,但新的传闻又不胫而走。(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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