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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1995年9月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早晨秋雨霏霏，一丝凉意。昨夜没有睡好的脑袋略有些疼。
出租车司机听说我为了一篇文章挨告，非常不解：“您干嘛呀？傻不傻？这年头谁还说实话呀？你要乱捧他们一通，能好吃好喝好招待，您呀大哥，往后可别这么傻了！”
我第一个到达法院。站在那个并不威严的门外，任凭细雨吹洒在脸上。我在想：老魏他们知道我今天开庭吗？如果败诉，他们肯定会洋洋得意：“看，没错吧，我们知道肯定得败诉，才识时务先道歉。”我还在想，那些被我批评的一些演员和剧组肯定也会弹冠相庆，“这下好了，让这个‘克星’永远不能翻身！”虽然，我忙于应付官司，但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间断批评的笔，并且正如陈微尘所希望的那样，批评的文章越来越多。
我还在想……
马云上班来了。“你真早呀，进楼里去吧，别这儿淋着。”叶林和康守玉也随后来了。叶林依然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放心，肯定不会败诉！”然后他又劝我：“如果提出和解，咱们见机行事，不要太固执。”我点头，我必须更多地尊重律师的意见。
马蔚来了，今天是她的生日。可她不是与恋人一起在温馨的酒桌和烛光下，而是直面一个无理取闹的官司的纠缠。
巩沙在8点50分也来了。他提着那装满对我不利指控的黑色皮包向门口迎来，我们礼貌地互相点头示意，没有问候。9点，洪伟最后一个出场。
这时，法庭正式开庭。曾经多次作为旁观者出席，但此刻，我是一号主角。
面对着睡眼惺忪的洪伟和精神抖擞的巩沙坐下。但我更清楚，我面对的是无数认识和不认识我的朋友和读者，面对着是自己的人生和名誉。
马云宣布开庭，例行公事地核对身份和由各方陈述后，女审判长开始讯问。我请法官问原告：“35个明星到底哪一个加盟了?”这是辩论的关键。“35个明星大腕儿到底有没有加盟《广告人》?”法官问洪伟，洪伟采取李道旭偷换概念的方式辩解：“我们拿来钱拍了，没有不拍。”我举手，向法官请求：“请原告回答您的问题——到底哪一个明星加盟了。”
洪伟说了另外两个演员名字，但与35个明星毫不相干。法官变得似乎有些不耐烦了：“请你回答，35个明星里哪一个出演了?”这不是在北京电视台的接待室，偷换概念的招数注定无效。洪伟终于承认：“一个没有。”
我再次举手：“请原告回答，事先征求了哪些明星同意并且正式签约?”
洪伟含糊地说：“我们早就跟他们讲了，他们也都口头答应了……”
我举手：“没有最终确定，你们怎么就向企业保证35个明星肯定加盟?而且，我有证据证明他们都没有答应你，哪怕是口头的。”
这时，英达在燕山石化的摄影棚里呼我：“子堃，开庭了吗?几时需要我出庭，我带全组人为你站脚助威!”
我毫不留情地继续向洪伟发难，把说话的节奏放慢，声音加重，尽量少说但要一针见血。洪伟在主体问题上被逼入死角，从气势上，我先占了优势，自信心渐渐增强。
漫长的辩论和对质持续到12点，审判长宣布休庭。她疲倦地问双方：“你们是下午接着辩论呀还是现在庭上调解？”叶林看我一眼。巩沙此刻正与洪伟悄声耳语。我征求叶林态度：“先看他们意见吧。”
巩沙和洪伟同意。
审判长给我们几分钟磋商。
离开坐椅，我向洪伟走去。自从官司开始，我们一直没有直接接触，但彼此不断透过第三方接替出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他的朋友在出卖他，正如老魏出卖我一样。我们俩人有时都像木偶一样，无意中操纵在别人手中；我们俩又像眼睛都被蒙上布一样，在我们之间两边讨好或两边挑拨的人无法识破，况且我更想知道老魏对我下黑手的真相和促使王雪峰鞍前马后地那么折腾，靠的是什么诱饵等等我蒙在鼓里的内幕。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能自己主动直接地摊牌呢？我向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洪伟，等官司打完，我可以找你好好聊聊。”
在我摇出橄榄枝时，洪伟随手接了过来，“我们俩没冤没仇，何苦呢。”我们避开众人，坐到较为偏僻的地方，我开诚布公地表示了我的诚意：我可以就侮辱性语言致歉，但不能承认文章失实。洪伟对我明确的表达有些意外，他迅速软化了立场，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个台阶，在别人不能有效地提供这个台阶时，惟有我们自己铺造了。
短暂的几分钟，我们之间的恩怨在都已精疲力尽的时候顷刻化解了。就像一部影片的镜头，野兽与猎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虽然近在咫尺，却彼此再难以进攻……巩沙一直在关注着我与洪伟的窃窃私语，马蔚与叶林也惊讶地望着我们。审判长拍拍手说：“好了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同意调解。”双方表示。
原告撤诉，即撤回一切诉讼请求。我只需当庭向被我语言侮辱的洪伟表示歉意。下午1点，双方签字，办理完最后的法律手续。
这时，天空已经云开雾散，秋日的阳光，明媚地照耀着大地。洪伟友好地约我一起吃饭，我谢绝，答应过两天一定赴约。“久久广告公司以后就是你的家，有时间常来啊！”
真是戏剧性的结局。在关键的时候，做出关键的举动，对于结局是至关重要的。
马蔚与我举起双手，如同竞技场上得胜的运动员那样互相拍打一下。此刻，我有些热泪盈眶。
我从内心里对马蔚和董宽充满感激之情，其实他们在文章发表前，早已将不妥的词句进行了必要处理，根本没有起诉书里罗列的那些被抓住把柄的话语。他们本可以真正地甩掉我单独媾和，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与我坚定地站在一起，伴随我共同勇敢地顶住压力。因为他们同我一样，也非常憎恨演艺圈里的种种丑闻，他们坚信我的人格和职业操守，没有可耻地半途出卖我和他们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没有胜败的官司，给我的人生经历留下深刻的痕迹。
1996年，在一次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新闻发布会上，我与李台长不期而遇。时过境迁，李台长居然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伊夫呀，经常看到你犀利的文章，好呀。现在回想起来，你当初是对的，后来我也发现了洪伟是你形容的那号人……”
我一笑，平静地回答：“为了让您明白，您知道我所付出的代价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对话是在众人面前，包括现在依然在《北京工人报》的记者。李道旭走后，这位记者对我说：“应该让《北京工人报》社的领导听听。”但我认为是对牛弹琴。(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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