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含而不露的巩沙。从理论上讲，我们有过两次法庭对峙。 磨人的和谈
一个月后，律师巩沙意外地打来电话：“我们能出来谈谈吗？”他终于直面我了。我想肯定是不怀好意。这是我们形成对立面后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当我听说自己要成为被告时，曾打过电话对他咨询过此案，他当时说对此一无所知，自然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意见。当媒体报道他作为原告的代理律师已经正式接受委托时，我内心有一种受到深深愚弄的愤懑
。
我想起冯康宁曾嘱咐我的话，千万不要轻易与对方代理人接触。但是，我毕竟很想摸摸他们的底牌，尽管我也许根本摸不到。
我还是审慎地答应了，但推迟一天，约定第二天下午，在首都宾馆。
我急忙与董宽等新闻界同行紧急磋商。他们较为集中的看法是：巩沙是个专“打”记者(指为了李谷一与南阳记者汤生午打官司)的无良律师，不要轻信他，不要轻易做出承诺和暴露什么。一切看看他的底牌再说。
首都宾馆咖啡厅。他先我而到，正专心坐在圆桌旁埋头看材料。后边，女钢琴师在如诉如泣地弹奏。我以极大的警惕性前来赴约，担心在可能的“鸿门宴”上，被巩沙利用而使我处于被动状态。
刚刚坐定，我就以非常坦率的态度谈我对此案的看法。巩沙认真地听完后问道：“你对胜诉有把握吗？”我坦言：不应败诉，但鉴于目前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对方又是北京电视台，自然难有胜诉的把握。巩沙慢慢地说：“你作为记者，我是能够理解你们职业行为的。假如你的文章不是原告所称的‘捏造事实’，而且你的目的也是为了净化当今混乱的文化市场，可是你文章中指出的许多问题是很难拿出证据的。而举不出证据你就败诉无疑。”
“此外，你文章主观色彩太重，用了很多贬义词，在法律上肯定是对他人名誉的侵害。”巩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显然不是在吓唬我。虽然他是对方的代理人，但是我对他的防范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作为律师他是一个讲究职业道德的律师，作为原告的代理人，他也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
我慢慢地呷着番茄汁，急速地揣测着他和风细雨般讲话后面的虚实，因为我们是对立的双方，更因为刚刚被老魏出卖，我不能不多留几个心眼儿了。
他既从他的被代理人角度上出发，谈了他们的理由和情感，又客观地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谈了对整个案例的看法。最后他恳切地劝我：“你应该选择和解的方式。我在处理每个官司时，都是这样做最后的努力。”
轻柔的音乐渗透进我的思维，我怔了一下，马上回到严峻的现实中。巩沙微笑地看着我，他分明发现了我的走神。又重新说道：“你应该选择和解的方式。我在处理每个官司时，都是这样做最后的努力。”
这是经过一年多对峙后，第一次听到对方发出和解的声音。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想探究他的话是否真诚。他的态度显得认真和友好，我不应该再加固防范的心理堤坝，我们本来无怨无仇，他怎么可能会采取狡诈地诱骗我底牌的手段呢。我突然感到：刚才对他的一切猜忌是多余和卑鄙的，我不能因为受到过一次出卖，就以为谁都是两面三刀、口蜜腹剑。
“和解？条件呢？”我问巩沙。
“当然双方都要让步。否则，和解是不可能的。”
“我想想。”
“好，我等你，但要尽快。”
分手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地说：“以后再遇见你的官司我回避。”
董宽与马蔚同意有条件和解，“咱们都省心了，只要能够接受就接受庭外和解。”几天后，巩沙催问我考虑是否成熟。我说可以和解，但正式和解前，我不愿停笔。巩沙笑了：“那就让久久广告公司的人先与你面对面地谈谈，希望你抱有诚意。”几天后，久久广告公司的毛勇相约。毛勇是我一个朋友的熟人，去年官司刚开始，我的朋友就想从中调停，因为她说“毛勇这小伙子很老实，人挺好。他们公司要是完了，他还得找工作。你们都是好人，干嘛不好好坐下来谈呢。”我告诉她，这与毛勇的为人没有关系。我只能为误伤毛勇感到遗憾。
当我们真的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看到厚道、不善辞令的毛勇时，内心不由有些歉意，特别是他说：“当时我们都懵了。电话铃此起彼伏，各地投资的企业在当地看到这则消息后，急忙要求撤资或冻结。好几个月，没有工资……”我认真地核对着我的“战果”，如果从他们角度上看，我真是罪该万死的害人虫，把一个好端端的广告公司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倘使洪伟没有先做那些经不起深究的事情，我又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揪住他们不放呢。而且，我也为此付出代价，精力、时间，乃至职业，真是两败俱伤。“我也损失惨重啊，你们逼迫北京工人报报社把我开除。”我苦笑一下。
在原告逼迫下，才把我送上祭坛。是老魏亲口向我解释的，他当时说：“子堃呀我是保不住你了，北京电视台执意要求把你清除出报社，要不人家不撤诉呀。”正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记者换不来撤诉。
毛勇说不是，肯定不是!我告诉他，我根本也没相信老魏这种鬼话。毛勇又讲了一些他们去年与老魏接触的情况，毛勇的坦率让我感动。回顾我的文章，我愈加感到用词太狠和采访不全面是不妥的。
窗外，烈日炎炎，窗内，会谈气氛友好。我同意和解，他笑了，“那我们彼此草拟一份和解书，只要双方差距不大，咱们就和为贵吧。我们撤诉，经济损失也不追究。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名誉，希望你不要再写了。”
我当即答应了毛勇。
两天后，我草拟一份和解书，传真给对方。
但是，原告又骤然变得态度强硬，导致和解会谈流产。巩沙打来电话也表示惋惜，他说那我们只好走向都不愿看到的死胡同里了。我们坦率而有分寸地谈了近一个小时，他提到在成为对方代理人后，确实有不少记者和影视圈的朋友责备过他，大家对你的人格是肯定的。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北京工人报》这个时候居然趁火打劫，落井投石。他们来函要求尽快到报社办理档案关系。我本来没就此到劳动仲裁委员会请求仲裁，不料他们却得寸进尺妄想让我承认既成事实。我弃之一旁。半月后，又追加一封来函：竟然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勒令我在指定的时间内来办理档案手续！
真是太过分了！我当即给全国总工会、市总工会等有关上级单位写信，发誓如果领导再不过问此事，出现不安定团结导致鱼死网破的事情，我概不负责。
发信后，我又忙于该干的正经事儿。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我正在敞开的屋里随着音乐欢快地唱着俄罗斯民歌时，背后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我吓一大跳忙回头，原来是老魏。
“你呀，还高兴地唱呢，可把我给急坏了！”他满头大汗，神色紧张。“早上一上班，全总就问市总，怎么回事？你们不缓解矛盾，出了事谁负责？老商(当时市总工会主席)上午把我给逮了去，训我一通。”
我得知老魏为此而来，内心忍不住要笑。“你们真是得寸进尺，我现在忙不理你们，不是不该理。还想用威胁的口气吓唬我，真是打错算盘，我会在乎你们吗？在乎那档案袋吗？”
 --在我眼里，这些东西早已是废纸一张！ 油画静物《档案袋与奖状》，陈齐堃画。
“我说他们说了，你们不能这样对付子，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跟他该好好商量解决。不知是谁的主意？”老魏又习惯性地嫁祸于人。
“这么说，这次又不是您的决策。那好，我不跟你没完没了。你说怎么办吧？”我顺水推舟。佯装对老魏的诡辩信以为真。
“你反正也不上班了，我想你的档案关系是不是……”
“给我吧。我不会再找单位了。”
“那不成呀。档案关系是不能交给个人手里的……”
“既然不能给我，那就撕了吧，要不扔掉。反正我留它没用！”
“你看你，说话就是刺。哪能扔掉啊？”
“不是玩笑。真的，在我眼里，它早已是废纸一张！”
洪伟想通过老魏对我施压的王牌彻底打尽之后，开始转向媒体寻求突破。
不久，《北京广播电视报》一位资深记者老傅找我，试探我有没有与洪伟和解的可能。我当即拒绝了：“他们没有诚意，本来我已开始软化，他们却突然提高了要价。”
老傅坚持让我到他家坐下来认真谈谈，他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没有必要非闹得你死我活。洪伟那边我做做工作，现在看你态度了。”
我去了老傅家，但没有很认真务实地承诺什么。最后只是保证，近期内不再发表批评他们的文章了。
两天后，我去了外地，95年，我去外地的次数尤其的多，因为不用再向报社请假，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行程。可是，我每次出门或回来，都必向东城区人民法院去“请假”，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开庭，怕他们找不到我，扣上一顶“藐视法庭”的帽子，可就倒霉透了！负责审理名誉权的审判员马云小姐开玩笑对我说：“我成了你的领导了。”
就在我离京的第三天，《文摘报》全文转载了上海《法苑》杂志上我的那篇“《广告人》行骗到几时？”文章。这时老傅极为尴尬，他本来向洪伟保证了我不再挑衅，没料话音未落，就又出现一篇。
回京后，老傅责备我“不像话，没有信用，把我兜里边了”。我不明就里，一问才知道是转载上月杂志的文章。“您是老编辑了，这您该知道呀，杂志是有周期性的，不是电台广播说停就能停。而《文摘报》我又无法控制，不是我给的稿件。
虽然再出现或从此杜绝类似文章对我并不重要，但必须澄清我的“信用”问题。我本来没听说过《法苑》杂志，更不可能投稿给他们，当然，我恨不得给所有杂志。于是，我找到《文摘报》看到《法苑》杂志社电话，打过去一问，才知道，责任编辑姜鹰是通过《人间指南》编辑得到的这篇文章，先从《人间指南》转登，又被《文摘报》转载。”
和谈的大门由于这意外的“事故”彻底地关闭了。
一波三折、千回百转的官司开庭在即。
马云依然柔和地笑着说：“伊夫，这次可是真的开庭了啊。”
从94年3月中旬到95年9月，一年半的时间里，马云不断用这样的声音通知我开庭时间，又不断通知我取消或延期。我对这种“狼来了！”的报警已经麻木不仁。
这个戴眼睛、圆脸的年轻女审判员从一开始就让我对法院产生了好感。正如一个患者第一次住院，就遇到一个尽职又和蔼的护士一样。我对于法院没有恐惧和不安，尽管是北京电视台和一个自由撰稿人这样悬殊的对比，在这里却感受到了法律的平等。
那时，社会上还没有《今日说法》撒贝宁主持的“法律支撑贫弱者的天空”行动，支撑我的法律援助，只能由董宽和马蔚的部门承担。
马蔚找来人大律师叶林和康守玉，但我们去沈大爷家取证时却遭遇拒绝。沈大爷有苦难言，只说对不起你，我不想卷入是非。
我便与马蔚、叶律师一起找受伤害并且曾答应站出来为我们作证的企业北京华能地学高技术联合公司。公司总经理姜光因为没有接受久久广告公司给予的回扣，所以敢于出面讲真话、实话。他当即写了书面证词。
我电话通知正在摄影棚导演《起步停车》的英达，可能会请你出庭作证。(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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