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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跟我绑在一块了
刚刚演完《针眼儿警官》的冯远征来电话，他和梁丹妮夫妇俩都安慰我不要紧张。冯远征说这次拍戏认识不少司法界朋友，找找他们咨询并且让他们帮助我渡过难关。“没事，别怕，我拍《针眼儿警官》时认识的他们，他们都很好，会帮忙的。”第二天早晨，北风呼啸，梁丹妮冒着严寒早早地在车站等我，陪我去那个法院的朋友家。梁丹妮再三解释：远
征上午有戏，只好派我来陪你见他们。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咨询回来，我们分手时，梁丹妮挤上4路公共汽车的情景。
与我绑在同一战车上的《工人日报》，要求我们三方尽快见面协调立场。我与老魏来到《工人日报》，责任编辑马蔚、董宽这些年经常用我的稿件，对我文章的真实性是不会怀疑的。
我们不是讨论文章的采访经过，而是商讨怎样反诉和继续追踪报道。
这个时候，我又抛出了几天前采访沈大爷的新发现。这以前，我没有对老魏讲。因为他怕事情闹大，让我适可而止。但事情这样蹊跷，我怎能就此罢休呢。但在董宽和马蔚面前，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果然老魏不同意，说人家官那么大，你是搬不动的，弄不好没逮住狐狸还闹一身臊。
“魏总编，您别自己先泄气呀。咱们也许不发表，但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啊！”董宽急忙给老魏打气。马蔚是学法律的，《工人日报》经常被告，她经手的官司就好几桩了，根本不被北京电视台所吓倒。看到初遇官司总很紧张的老魏，不由也劝慰道：“您别那么害怕，被告怎么了？与原告是平等的。”
但是老魏的确非常恐惧，也许他的官运不会因此受挫，但也绝不会成为他的政绩，即使我们的官司大获全胜。
我清楚地看到了老魏这个环节属于最易攻破的软肋，同时，原告也聪明地发现了这一点。利用媒体优势继续施压，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新闻”里，把属于北京市总工会的新闻镜头一律淡化处理。没几天，老魏就神色慌张地对我说：“不好了，市总工会领导不满了，埋怨咱们惹是生非，闹得连市总工会也跟着遭殃。”他看看我的反应后，接着说：“我看，咱们不如找北京电视台去好好谈谈，求得他们谅解，让他们撤出，再对付久久广告公司就不怕了。”
4月8日，我、老魏和责任编辑三人一同去北京电视台。一路上，老魏千叮万嘱：“不用你道歉，我来，你千万别拧着，你可以有理有据地讲，但态度要和缓。咱们目的是分化他们，不是投降。”我点头不语。
西三环路正在施工，一路坎坎坷坷、走走停停。从陶然亭到苏州桥，开车居然花费两小时。
李道旭和总编辑于知峰早已等候，老魏先为来得太迟再三表示歉意。李道旭很大度地谅解了：“我们知道路不好走，没关系。”终于见到了这位执意要告倒我的副台长，我们握手的一刹那，他盯着我说：“啊，伊夫先生。我可是久仰你了。”
“我更久仰您了！”我想起沈大爷的表情和我与曹敏对视的刹那。
“你要是我的部下，我一定会重用你的，你有魄力、能干，是个好记者。”他看一眼一旁的老魏。然后话锋一转：“可惜你的文章写得不对呀，怎么会是‘行骗’？我们《广告人》一直在拍摄嘛，如果拉来钱没拍那才是行骗。”
“李台长，我指的行骗清清楚楚，即谎称有35个明星加盟，但实际根本没这么回事！不是行骗又是什么呢？”
“咱们今天不讨论文章，是来沟通、来交朋友的。”老魏急忙阻止了我。
不讨论文章是不现实的。于知峰基本没有表态发言，旁观李台长的独角戏。李台长拼命表白自己没有私利在久久广告公司。我提出我的疑问：“李台长，这分明是个骗子，如果您以前没有发觉，现在我帮您识破了，您为什么恩将仇报，还要状告我呢？”
“他没有行骗呀，不是在拍嘛。”李台长继续故意偷换“行骗”的概念。
我也故意装作不解：“他们实实在在地败坏你们电视台的声誉，你们怎么就甘愿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呢？难道你们之间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利害关系？”
李台长冷笑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我是没拿过久久广告公司一分钱……”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不是说谁拿了钱，只是说不该再让你们蒙在鼓里。明明用电视台和明星欺骗企业，明星得知都怒了，电视台为何还执意保护他们？”
李台长后仰在椅背上，表示了不快和厌倦。老魏急忙让他消气，做一番自我批评。中午，李台长请我们吃盒饭。为了留下有纪念意义的资料，吃饭期间，我请李台长与我合影，以备日后出示。
从北京电视台回来，老魏情绪明显渐好。他乐观地对等待听我们和谈结果的众人说：“没事儿了。人家李台长挺客气的，子堃开始还犯拧，后来我岔过去了，说几句软话没亏吃。”大家如释重负地长“哦”一声散去。老魏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外报发表有关谈话和文章，也不要纠缠沈大爷提供的线索了。
回家自然还是一刻不停的铃声。现在，我多了紧箍咒，不能对外乱讲官司。但是，我不能松懈警惕，只要他们没有撤诉，我们就处在对峙之中。在对峙时，自己放下武器，不是自找灭亡吗？况且，《工人日报》那边肯定不会向李台长负荆请罪。我作为始作俑者怎能丢弃《工人日报》单独媾和呢？
正巧冯小宁在青岛拍电视剧《大空战》，从《青岛晚报》上得知我的官司处于“休眠状态”，他劝我来散散心。我正想躲避应接不暇的电话，老魏也同意我躲开旋涡中心：“去吧，换换环境，好好休息几天。别着急回来。”
我去了青岛。
刚回报社，就有人慌忙告诉我：老魏又去北京电视台了。可能咱们要登报赔礼道歉，人家撤诉。我找老魏证实，回答是：“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市委宣传部也出面调解，市总工会也催促赶快解决。不能再拖了，拖不起。那么多工作呢，太牵扯精力了！”
“承认报道失实？”
“承认就承认吧，谁叫咱们惹不起人家呢。唉，我说子呀，你得学会能伸能屈，别那么死拧。”老魏显得疲惫和两难。我虽然理解他的处境和难处，但我绝不能屈打成招，违心承认自己是“虚构和道听途说”！
“报社道歉吧，但我决不会。”谈话不欢而散。
我隐隐感到我与《北京工人报》的“婚姻”难再维持。这次“二婚”生活，其实早在第一任总编撤职后就开始冷淡了。首先，老魏不喜欢我行我素的人，更喜欢下班后陪他下棋或请他喝酒的下属。除了官司，我连一次与他正式谈话也没有。尽管他多次提出要找我谈谈。
直到我1994年10月离开《北京工人报》时，我们都没有能开诚布公地真正沟通一次。老魏的行为，使《北京工人报》真正地领教了什么是耻辱。
与我划清界限后，《北京工人报》得到李台长的宽大处理。董宽与马蔚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可能将你出卖，没有《北京工人报》的掣肘，我们将更坚决地回击对方。
江涛，一个青岛驻京办事处的官员，因为关注和熟悉影视圈，一直在注视着我官司的进展。看到我被老魏出卖，及时找到我进行道义上的声援。他来到我家进行采访，他奇怪堂堂一个报社领导居然如此丧失原则和缺乏道义：“这不是流氓吗？”他气愤地骂道。这两天我耳边类似的骂声不绝于耳，不过，我不想骂他什么，但我会让他付出点儿代价。
“到劳动仲裁和法院告他们！”江涛提议。“这不忙，我先应付官司，同时不能开辟太多的战线。”比起半年前刚刚被告，我多了冷静和策略。我要集中力量让《广告人》知道我是吓不倒的，至于《北京工人报》，我顺便写一篇就足以让老魏不得安宁。
新一轮的舆论攻势，在1994年底又开始了。
江涛拿走许多相关材料和大量从各报转来的读者来信，他很快写一篇5000字文章，介绍整个官司的背景、进展和意义。许多声援我的报纸纷纷发表了这篇文章。更有许多报刊约我谈这场官司的前因后果，没有了《北京工人报》的顾忌，我尽情地接受采访，包括港台报刊和日本共同社、法新社等媒体。继续强烈地抨击，我要让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和读者们看到：我，是不会服输的！
同时顺手牵羊，我又写了一篇不足300字的消息，指名道姓地把魏长青隆重推出：
先“赔礼”后“被封”
创刊已经两年仍愁缺乏知名度的《北京工人报》，目前发生了两起事件使它的知名度骤然陡增。先是未经法院审理，就自己判定该报记者伊夫“《广告人》行骗到几时？”一文“严重失实”，主动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致歉声明”。后又因该报月末版〈京都星云〉刊登的文章含有大量色情、凶杀的情节，而被动地遭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停刊”的禁令。
据悉，《北京工人报》这份月末版在已出的八期里，曾出现过描写凶杀、性活动等不健康内容的文章，但并未引起该报总编的重视。
如今，“声名鹊起”的《北京工人报》和总编辑魏长青，除去面临着仍属于该报的记者伊夫起诉外，还在抓紧时间写书面检查，听候处理。
《科技日报》首先刊登，随后各报转载，我收集一批报纸，寄给了报社上级单位市总工会。附信写道：“魏长青给《北京工人报》带来的耻辱将是长期和永久的，我会随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反应。”
不过，老魏在遭到上级批评后的表现让我颇为意外。据说在全体大会上，他对大家讲：“伊夫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我和给市总工会写信骂我，他用的都是真名！人家敢做敢当，我佩服人家，那是爷们儿！可咱们这儿的人写匿名信毁我，从来不敢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这叫什么？就会偷鸡摸狗呀？有本事就像陈子堃那样。”(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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