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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现在开庭!”
1994年初，报社上层的政治动荡持续了一阵后，委派了一位新总编魏长青。我在“混乱状态”时期，抓紧做我在外边的事情，无暇过问报社发生的一连串人事变动。许多与前总编关系密切的人相继调离或重新站队，虽然，我身在其间，却感到与我非常遥远。此时，针对我的绳索正悄悄地收紧。
2月底，我又采写了一篇后来被一家报刊说成“犹如广岛上空的一颗原子弹”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我的记者生涯里，是不能回避的重要一页，也是本书的华采乐章。它让我平生第一次成为被告，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的情景，也将变成的现实：“现在开庭!”
我第一次发现，那些镜头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人家要为一篇真真实实的新闻稿，向我索赔100万元!
这次旷日持久的官司，使我最终与《北京工人报》分道扬镳。
冷不防被告
以往关于文艺的报道，几乎都是莺歌燕舞。1993年，一篇披露一个草台班子摄制组用拉大旗、作虎皮的欺骗手法去企业拉赞助的文章，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影视圈黑幕从此被揭开，今天，披露、曝光影视圈黑幕的文章已经司空见惯，但当时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正气和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当时采写的那篇文章——“《广告人》行骗到几时？”被对方抓住我使用“侮辱性”语言的把柄，拖我进入了漫长的诉讼持久战。
第一，我亲自采访有关方面多人；第二，我看到了消息源提供的证据，有这两点，我在诉讼过程中一直非常坦然。但我用词不慎，强烈的主观义愤替代了冷静的客观语言，让我品尝到被原告死死纠缠的苦果。
事缘于1992年6月1日，《广告人》剧组的筹备人员即久久广告公司员工拿着一张盖有“北京电视台”公章的“批示”，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行骗活动。当时不论是财大气粗还是囊中羞涩的企业，尽管对堂堂的北京电视台充满信任，但他们还是多少有些担心，怕前来拉赞助的公关小姐或公关先生是不是空手套白狼。而这些剧组公关人员，到处宣称该剧为1993年大动作，主要加盟明星有：于荣光、马晓晴、史兰芽、毛阿敏、韦唯、牛群、、冯巩、许晴、陈佩斯、宋丹丹、英达、英若诚、岳红、张国立、林连昆、姜文、姜昆、凌元、盖丽丽、梁天、葛优、韩善续、蔡明、谢园、颜彼德、濮存昕等共计35人。
他们用耸人听闻的宣传词说：这是继《编辑部的故事》之后“再投的重磅炸弹”。由于有北京电视台的副台长充当总监制，他们再次许诺：本剧摄制完成后，北
京电视台将与33家省、市电视台交换联播。接着又下诱饵：赞助服装的单位可在剧中表现其服装的销售场所，有明确台词提到该服装的优良质地，公司有关人士可扮演有关时装情节的适当角色。更公然保证：在33家省台联网播出时，可适当优先考虑随片播出其产品广告。
接着，他们又在各地报纸上谎称“王朔洪伟大联手”、“众明星捧出《广告人》”。
这样的煽动，休说一般不知底细的企业家，就是久经沙场的久久广告公司的公关先生和公关小姐们也先被“蒙骗”其中。当后来采访这些行骗者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叫喊自己是受骗者，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35个大腕儿演员竟然一个都不肯“友情出演”。
面对滚滚而来的财源，洪伟这个对艺术一窍不通、十足的混混儿，开始了恣意的挥霍，喝水的杯子是从赛特购物中心花600多元买来的。张口便“我就是拿他们(指企业)的钱练练手，玩一玩”。所以，在这个剧组里，摄影频频换人，洪伟身兼导演、摄影、制片于一身，自己真的就操起了摄像机。任意拿企业的钱开玩笑！
四川籍的制片主任杨忠也同样是个“混混儿”。开机以来，他根本不关心全剧组的日常活动，只是一门心思去骗钱。近30台空调机从赞助的厂家拉来后，不久就不翼而飞了。可以说，整个剧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草台班子。
《广告人》剧组潜伏的矛盾很快公开化，许多演职员最后的结局不外乎两种：一是反叛，愤然退租；二是反目，互为攻讦。当演职员多米诺骨牌般地纷纷离去后，由于内讧频繁、激烈对抗最终导致洪伟与杨忠分道扬镳。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35个明星、大腕儿居然没有一个来，大多数演员甚至对此一无所知。有几位特别重视自己声誉的名演员气愤地准备上告，不允许滥打他们的旗号！
王朔不知在何种场合被洪伟拉扯着合过影，结果，洪伟就拿着那张照片四处招摇撞骗，并在报纸上一次次发表，给外界造成他是王朔铁哥们儿的假象。
受骗上当的企业首先觉醒的是沙市日化，他们看出这个野班子行骗的蛛丝蚂迹后，就及时要求退款，所以损失较少。其他企业见到报纸披露文章后才纷纷觉醒，但为时已晚。因为挥霍无度的《广告人》再无力偿还。
事实上，当时北京跑娱乐口的资深记者们都对此一清二楚，也对此表示愤慨，但谁也不想惹那麻烦。
这样的文章如果仅在一家报纸上发表，是形不成威力的。因为，他们很快会找个别“娱记”混淆视听。必须制造一种万炮齐轰的火力，才能达到彻底捣毁骗局的目的。而我当时已经具有了这种能力。
我先后向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报刊打招呼，希望在统一的时间内抛出这篇文章，任何一家都不享有“独家”和“首家”特权。这样做是为了一旦对方起诉，数十家媒体共同承担风险。
1994年从2月21日起，全国数十家报刊，先后刊登我的文章和后续有关报道。一时间，《广告人》剧组成了过街老鼠。事后得知：久久广告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话铃此起彼伏，各地投资的企业在当地看到这则消息后，急忙要求撤资或冻结。为了平息沸腾的局面，稳住商家，久久广告公司声称起诉我。
这时，来自各方面的消息都传递出一个准确事实——对方很快起诉，并且是北京电视台为第一原告。这令我不解，再了解果然如此，原告之二才是久久广告公司。同为上当受骗的北京电视台，莫非甘心让打着北京电视台大旗的骗子招摇撞骗，玷污了自己的声誉？当有人及时揭发出来，理应感谢才是，怎么能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呢？难道他们沆瀣一气，是另有其他原因？！
许多记者、包括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向我揭开这个谜团：他们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我这时才发现：“《广告人》行骗到几时？”只是一篇非常肤浅的暴露表面现象文章，而深藏的问题根源和本质，远远没有涉及。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金钱交易在捆绑着他们，一损俱损，唇亡齿寒。我决定继续追踪采访调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彻底弄清搞明。
我又找到那些被采访者，让他们提供愿意为我提供线索的会计，立刻有人说：“沈大爷，这老头特正派，他来剧组不久就与洪伟吵了两次，告诉他不能这样做账，要不我不干了！后来的会计听话也得到实惠，肯定不会说的。就找沈大爷。”
我迅速与这个政府机关的退休老干部联系上，他同意我来他家调查《广告人》剧组账目情况。《中国日报》记者曹敏不愿让我孤军奋战，他主动说：“伊夫，我陪你去，以后在法庭上也好多个证人。”
 --去沈大爷家取证上楼前，我用手做个“V”字型，让同行的曹敏为我拍照。
沈大爷家在牡丹园，路上我不无担忧地说：“要是沈大爷怕惹事，不肯说怎么办呀。”曹敏说：“如果他不肯，咱们再找新的线索。别灰心。”上楼之前，让他给我拍照：“这张太有纪念意义了，来！”我用手做个“V”字型。后来，在官司没有完结前，我一直给采访我的媒体提供这幅照片(此书扉页上照片也是这幅)。
沈大爷听说我要了解洪伟在财务方面的问题，便背手在屋里轻轻踱步，然后转身看着我俩：“我要是讲出来，可不止他洪伟一人蹲大狱，副台长李道旭也跑不了！”我与曹敏惊喜地互望一眼。看来，我们继续采访是正确的。
说起《广告人》剧组，沈大爷激动起来：“我从没见过这么乱的剧组，也从没见过这么大胆的人。他们胆子是真大！什么都敢干！买假发票、做两本账、赞助电脑和空调不入账、偷漏税、乱打白条。我说这样不成呀，一旦查出来麻烦大了，我这晚节就不保了。他们呢，说没事，您甭怕，有副台长呢。是呀，副台长一张8万元的发票，拿来就报，分两次提走。”
 --站在对弄虚作假非常气愤的沈大爷背后。
我们记录并录音。
“除了这位副台长，还给北京电视台其他领导贿赂吗？”
“有，还有一个小当官的，是主任。也没少给他塞鼓，我实在不敢再给他们弄虚作假了。坚决要求离开，幸好离开了。”沈大爷长抒一口气。
我也长抒一口气。我弄清的不仅是一个谜，而且是一桩腐败案例。曹敏建议我先不发表，而是将材料向有关部门反映，包括向北京电视台台长。
这一天是199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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