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傅聪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音乐会名为“肖邦之夜”，旨在纪念他的父母、傅雷夫妇逝世35周年。
我小时候在《傅雷家书》里第一次知道傅聪，印象里他还是个被父亲教导、被母亲叮嘱的毛头小伙子，一个“深夜坐在客厅门外楼梯上和弟弟听钱伯伯(钱锺书)讲俏皮话不肯睡觉，结果挨了傅雷一顿胖揍”的小孩子，怎么一转眼傅聪竟已经67岁了呢，居然还老病到
“因手指伤疾不能演奏某些高难度的曲子”的地步。时间过得真快。
八点零五分，傅聪相当准时地坐在钢琴前，门票上写的是八点。但观众并不习惯大师会出现得这么早，仍然在陆陆续续地进场，带着微微的慌张和嘈杂。傅聪严厉地环顾了一眼尚未进入状态的音乐厅，然后平静地注视前方，久久纹丝不动。喘息未定的观众被这种让人尴尬的静默震住了，空气里都嗅得出责备。音乐厅迅速地静下来，手表的滴答声都听得见。掌声响起，又响起，再响起。傅聪满意了，抬手奏响了肖邦《波罗乃兹》(作品26号)的第一个音符。
傅聪非常具有驾驭现场的经验，他在1953—1957年仅仅四年间，就举办过500多场音乐会，所以他对音乐会的曲目安排是相当讲究的，比如他把比较短的《波罗乃兹》放在最前面，弹完了以后便返后台休息，方便音乐厅放第二批赶着进场的观众进来。
接下来是《夜曲》(作品15号)，并不是傅聪的强项。我听惯了鲁宾斯坦，对傅聪的某些细节处理不太习惯。但一到了《马祖卡》(作品17号)，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傅聪不愧为横扫国际乐坛无敌手的“玛祖卡权威”，那种酣畅淋漓，没有人能比得了；那种来自现场的震撼，没有任何CD比得了。
真正的高潮是《第一叙事曲》(作品23号)，傅聪把它弹到令人“癫狂”的境地！听了这首曲子，我完全相信了一个传言：1989年，傅聪在华沙录制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时，将在场的凯勒(意大利科莫国际钢琴基金会主席)感动得躺在录音室地毯上，泪流满面。
和所有具有传统教育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傅聪的音乐里始终贯穿着的是某种带有“家国情怀”的东西。肖邦的《第一叙事曲》说的也正是华沙起义失败后作曲家的悲愤之情。而“悲愤”，恰恰是从屈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未释怀的情结。
傅聪生于1934年的上海，少时饱受时局变乱之苦，成年后历经与梅纽因女儿的情感纠葛、演奏上的苦闷、父母在文革中双双自缢的惨剧……这些经历拓展了傅聪本人心灵的宽度和厚度，从而使他变成了以独特的“中国诗人气质”享誉国际的钢琴演奏家。
所有人，最终都是儒家
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傅聪，仿佛在端详一个亲眼看着长大的孩子——虽然我的年纪还不到他的一半。
我在感情上最亲近傅聪的时刻是在上高中的时候，一天早晨，天还没亮，窗外下着鹅毛大雪，收音机里突然传出傅聪在北京演奏会时弹的《船歌》，那种温柔凄婉令一大早起床读书的我泪流满面，《船歌》里那种对美好爱情的神往、对远大而渺芒前途的祈盼至今让我回味。十几年过去了，我终于亲耳听到傅聪在我面前弹这首曲子，但弹琴的人和听琴的人，心境都不一样了。
傅聪就坐在我的面前，穿着黑色的燕尾服，灰白的头发向后梳，有些秃顶。他长得更像他的母亲朱梅馥，脸宽。他有着一种中国人才有的气质，某种属于儒家的东西。那是一种久违了的中国读书人的气质。他让我想起林语堂：“他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他不仅用自己的理智，也用自己的感情去思维。……他或许已学会羡慕美国人的高效率，但在内心里，却反对这种效率；他或许已学会使用餐巾，但他讨厌这种东西；从舒伯特的旋律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中，他听到了一种泛音，这是一种东方古老的民歌和田园诗的回声在诱惑他回到东方来。他苦心钻研了西方美好与璀璨的东西，但他还是回到东方来了。在接近40岁时，他的东方血液将他战胜了。他脱掉了西装，换上了中式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服，既平和又舒坦。在中式长袍与便鞋中，他的灵魂得到了慰藉。”
有人说，所有中国人，狂放也好，西化也罢，在经过了一番心灵上的奥德赛之后，最终都是儒家。在傅聪的身上，它应验了。( 窦婉茹 原载《南方都市报》西洋墨镜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