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明老师是我的偶像。周老师的影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我的日常功课之一，是我实现“每天进步一点点”这一远大人生理想的救命稻草，其重要的程度简直不亚于“红宝书”以及周星驰手里那本《论演员的基本修养》。这是玩笑。说真的，在电影评论方面，周黎明已经和美国的罗杰·伊伯特一样，成为我观看影片、购买DVD的重要参考。所谓的“参考”，意思之一是价值判断的依据，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一个千锤百炼的影评人，其眼光，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是值得信赖的——这是“信”的层面；但也有“疑”的层面，正如周黎明
自己所说，在自由社会里，两个观点完全相同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和任何人的观点相左，周黎明的文章也一样。但这不要紧，一篇好的影评，你即便不同意他的看法，也每每能从作者的思考角度得到knowledge(知识，信息)，从而或是更明确或是重新省视自己所持的理念，最终得到思维的乐趣。周黎明的影评正是这样。
一句话，周黎明的影评并不是句句真理，但贵在字字珠玑。是值得一读的。
Voice
对这一本《好莱坞现场报道》，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作者在立论之前以及在整个行文过程中所贯穿的“Voice(指作者以什么角度和立场阐述观点)”。近来我对每一篇文章背后的“Voice”非常敏感，尤其是影评。有鉴于影评这个文体非常平易，人人可写，怎么写又都有多多少少的道理，都不危乎国计民生，所以就更加容易反映出作者的能与不能——就像考一个厨子的手艺必要考一道最简单的蛋炒饭一样。因为写影评相对容易，因为规矩相对宽泛，写的人一高兴，一放松，毛病就更容易显露——有的人行文专横跋扈，完全不准备和人讲道理；有的人喜欢恣意抒情，梦呓式的洋洋万言,携泥沙而俱下；或一味玩弄名词术语，以令所有人找不着北为己任；或变成高高在上的挑错专业户，抓小放大，见叶不见林，一派"God knows everything,but he knows better.(上帝全知，但他比上帝还知道得多。)"的傲慢。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类，或者类类皆是，五毒俱全。说到这，我忽然想起那个过时的米卢曾经讲过的一句时髦话，“态度决定一切”——在写作的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在周黎明的影评文章里，最可喜的也就是态度，或者说是“Voice”，那就是一颗严肃的平常心——既具备充分的理性，深入了解电影作为一项工业、一门艺术和技术所涉猎的知识，又不沦为理性的工具，只见毛孔，不见皮肤，亲近而不狎亵，在感性和理性之间保持了一个观影者必须维持的距离。(其实任何人都该和自己的观察者和自己本身保持距离)。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阐述态度，使整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满平和的智慧——没有剑拔弩张的棱角，但是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
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力量，造就了这本书"Where?Where?Everywhere!(指哪里都好)"的整体上的阅读快感。这也是我认为该书最美妙的地方。
(注：“Where?Where?Everywhere!”取自一个有名的笑话，讲某人娶美妻，有洋人赞妻美貌，夫例牌谦词曰“Where.Where.”洋人误其意，答曰“Everywhere!”)
Insight
第二美妙的当属文章中的洞察力(insight)。知识易得，灼见难求。看电影和写影评都不算难事，但难就难在天下任何事都有人愚蠢地做，有人聪明地做，有人智慧地做。在周黎明的影评里，到处可以见到算得上“真知灼见”的东西，比如前言中对好莱坞的剖析，“其实，从商业上讲，好莱坞电影跟麦当劳、肯德鸡是一回事，都是大众消费的产物”——要是多一些人早点抱住这个不高不低的心态看好莱坞电影，少了多少无谓的口水；比如对《人工智能》的反潮流的肯定，“《人工智能》超越了所有好莱坞的电影的教条和俗套，就像60年前的《公民凯恩》那样”，“从命题上讲，唯一可以(与《人工智能》)类比的影片是库氏的《2001年太空遨游》。但《人工智能》的命题更为宏大，它从科学、文学、哲学、宗教、伦理、人性等多个角度同时切入，它并没有像绝大多数电影那样提供一个完美的解答，但它能把如此众多的议题有机地融合在一部戏剧作品中，这本身已是巨大的成就”——这句话必将得到时间的检验；比如对《记忆碎片》中由倒叙手法联想到一切非常规表现手法和主题的关系，“跟写古典诗词是相同的道理，你尽可以把任何素材都写成某种偏门的诗词格式，但对于大多数题材，这种方法一定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削足适履，但在某些天才诗人笔下，这些格式的限制反而提供了他们抒发感情的自由”——对诗词有一点点心得的人一定会会心于这里面的含义，想起《红楼梦》里薛宝钗对韵诗的见解，想起李白对格式的突破，想起“诗律伤严似寡恩”；再比如对《罗生门》里开放式剧情有何意义的理解，“《罗生门》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推理。重要的是借此意识到，有些真相是不可知的，或相对的”——黑泽明怕都要从坟墓里面跳出来，说一声“还是你最理解我”；还有对小成本独立制作的影片《长岛迷情》的肯定，开门见山地点到“没钱拍不了电影，钱太多了却拍不出好电影”；对卡梅伦·迪雅兹在《香草天空》中表演地评价，“她展现出罕见地戏剧深度”；对《现代启示录》的定位，“该片表面上在讲越战，但在所有著名的战争片中，它可能是‘升华’程度最高的一部。它可以表现任何人生经历都不为过”；比如对影片一味追求所谓真实性的置疑，“若按照导演卡梅隆(《泰坦尼克》导演)的逻辑，应该让100年前的工人使用当年的工艺和材料才能保证地毯保持原貌”，“复制外表只是一个技术难题，而复制内心却是一个艺术难题”······太多令人过目难忘的句子，实在无法在这里一一尽述。
innovative，playful，reflective，disturbing
今年美国图书奖的获得者、亚裔作家郭亚力(Alex Kuo)曾经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优秀的写作者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有创新的能力(innovative), 能够玩弄语言(playful with languages);第二，题材必须具有反照性(reflective),作品能激荡读者的思绪(disturbing)”，他这两点主要是针对虚构文学的写作者。但把这个标准推而广之，其实也一样适用。周黎明的影评文章，两样东东一样也不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文字中的幽默感，那种“受过训练的思维”的思考方式，那种通透了美式电影和中国国情两种文化的游刃有余，那种一桶水舀一瓢水的轻松姿势，那种深入浅出的亲切随意，实在是让人不由得不赞叹，赏心悦目之余，心悦诚服。
对于我，在这里用不足够的语言和思想努力表达一样足够好的事物，也实在是件难事。这也又一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在对事物感兴趣和有权对事物发表公开言论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我真诚地希望读者和本书的作者，周黎明老师，能够原谅我的浅薄。 （《南方都市报》窦婉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