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境当然好，逆境也是悠长假期，前人早说过，人生各种境遇皆有其美好，只要能找到欣赏角度，所以“非典”时期也并非困顿到无娱乐， 除了更起劲地跑步和吃喝，光是看电视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享受。
最大乐趣是新闻，在大是大非的大背景之下，“现实”通过自身以及媒介忽然发力，以无可比拟的力量拷问理性，在残酷现实面前，对于“制度就是第一生产力”的思索，对
于“时代在代价之下蠢蠢欲动”的切身感受 ，令非常时期的新闻比任何一部剧集都紧张精彩且富于启示性。
残酷现实的副产品一是对现实的思考，一是对现实的逃避，而电视竟恰好能同时提供这两样类似医院和殡仪馆的关系的东西——可见电视这东西大有钱图。于是在“非典”时期，除了看新闻，剧集也消耗得空前地多。
可惜互动电视还没有推广，所以只能接受电视台安排的电视剧，日剧、韩剧都尚可，唯内地铺天盖地的历史题材剧难以下眼，雷同不说，思想深度、戏说程度不说，竟然连起码的演员好看都做不到，娱乐程度还比不上自己捧着书亲自读《明史》,这样的剧实在看不下去，租一套《还珠格格》又不愿意，只能又捡起以前看过的《万历十五年》。
非常时期读史以及对史的解释(其实两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有别样的触动——即便是早就深知“无所谓实，只有释，是为史”。《万历十五年》只是对明史的一种释，但是它对明朝文官制度的思索和检讨，实在是给人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莫大智力享受。而这竟成为我在这段非常时期的最大收获。（《南方都市报》窦婉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