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么人能不能两次阅读同一本书？
这个问题当然首先是说明“比喻是危险的”————哪怕是任何一个带有比喻倾向的疑问。河流和书具有的是不可比的可比性，和世上任何两个事物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在预设的时候已经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容易引人推断出疏漏思维链条的结论。
河流在动，书却静止，这是肉眼看得见的区别，也是人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和两次阅读同一本书之间不可比的地方。但肉眼看得到的东西往往是反的————什么是动什么是静？什么关系是动什么关系是静？说到这个层面，问题的答案又峰回路转。
变化中的人踏不进同一条变化中的河流，变化中的人也读不了同一本哪怕是静止的书。
人在变，书也跟着在变，10岁时读的《红楼梦》和80岁时读的《红楼梦》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两本书；同样的道理，甲读的《红楼梦》可能是一本食谱，乙却以为读的是《金瓶梅》，而丙却说，他看的是阶级斗争史。
千江有水千江月，这就是名著不断被诠释的可能。
和《日出》一样，《家春秋》已经被拍过多次，除了数不尽的舞台版，影视作品起码就有两部，一部是1956年孙道临、王丹凤的内地版(只有《家》)，一部是1982年陈秀雯主演的香港版。但这两部影视作品区别极大，可谓80年代港人有80年代港人的言情视角，50年代内地有50年代内地的时代态度，结果，同一部《家春秋》变成了一个承担不同时代特征的各异载体，这也为如今关锦鹏的新版本留下了巨大的缺口。
时代在变，编剧和观众欣赏《家春秋》的态度也在变，让人震动的是，连作者巴金本人，审视自己作品的价值判断都在变，最大的改变是在1956年电影《家》的版本中，冯乐山是旧势力、不革命、花天酒地的代表，是“坏人”，但是现在，即将年满100华诞、久病缠身的巴金在新版电视剧改编时竟特意托人说：“其实(冯乐山)也是顺应了时代进步的潮流，(冯乐山也)代表了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多么大的不同。
还有觉新的死。余秋雨代巴金说：“巴老原著中的觉新最终死了，但他现在认为觉新不应该死。剧中悲剧的全部责任在他一个人身上。最应该死的人没有死，悲剧更浓重。过去巴老将希望寄托在觉慧和鸣凤身上，但现在，我们要回到巴老最终的感情寄托——觉新身上。”
这看来是一部崭新的《家春秋》，崭新的程度不亚于末代沙皇的迁葬。
一部新的《家春秋》。我甚至有理由期待，关锦鹏会将瑞珏和梅表姐的同性友谊表现为一个崭新的样子。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会是最后一版《家春秋》，哪怕它拍得再好。名著翻拍，即便经典如1968年邦达尔丘克版的《战争与和平》，亦仍留有超越的可能，况且时代在变，谁知道23世纪的人将怎样解释那一段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故事？
我但愿我彼时的灵魂能俯瞰这N个《家春秋》的版本，叹人间朝三暮四的沧桑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