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的改变
语言的大面积消亡
政府的不够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乔建中。
现在我们什么都要加个“原生态”，在过去是不加的。
现在的这种民歌节方式其实是不得已的，把全国各族的民歌手集中到一起比赛，其实已经改变了他们本身的生态了。
从WorldMusic(世界音乐)这个词出来之后，各国的做法是不同的。像印度做得就非常好，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它的音乐一响，你就能分辨出这是印度的音乐。这可能还是和文化的推广和行销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一个要做的是保存，也就是录音录像，一个艺人的消失就是一个博物馆的消失。
不要改变原来的传承方式，原来你的父亲怎么教你的，你就怎么教你的孩子，要让年轻人觉得不必一定要出去打工赚钱，让他们以本民族的东西为自豪。
乔建中：国家需投大量经费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新京报：作为原生态民歌界的专家，您能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原生态民歌的现状吗？
乔建中：现在我们什么都要加个“原生态”，在过去是不加的。为什么加大家也很清楚。民歌在中国本来是遍地都是的，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老百姓表达感情最方便的方式。目前在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这个民歌已经很稀少了，东南部发达地区要远远少于西部地区，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况。
我们从新世纪以来意识到民歌的这种文化生态值得我们忧虑。总的来说，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在局部地区，情况还可以。
新京报：民歌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来自少数民族独特的语言和民俗风貌，现在的情况如何？
乔建中：民歌这种东西和语言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的音乐教育有问题，造成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不会唱本民族的哪怕一首歌，这也是需要检讨的。当然我们不能剥夺任何一个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资格，没人有这个资格，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们要根据情况采取一种比较得当的方式。
新京报：我们的政府在民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是一个什么态度？
乔建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的措施整体上来讲是扶持、保护的。当然有上世纪五十年代比较得当的那样一个政策，也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好的政策。
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兴起，我们民歌保护的状态有了起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你想在这样的偏远地区搞一个民歌节，听众也会有，但很可能年纪大的人多于年轻人，而且反响不一定会很大。但这几年我们搞的民歌节，观众变化很大，而且你能看得出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从这点可以看出，相对于那些现代味儿比较浓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更喜欢这些民歌手用方言来演唱。这都是我们看在眼里的一种细微的变化。
总的说来这两年的民歌热对于调解我们目前整个文化生态的失衡还是很有裨益的。但现在的这种民歌节方式其实是不得已的，把全国各族的民歌手集中到一起比赛，其实已经改变了他们本身的生态了。如果各地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要保护当地的民歌遗产，那就会好很多。
新京报：我留意到，这次民歌大赛出现了媒体和专家评委的身影，但缺少了唱片公司的身影，您觉得这种原生态民歌究竟有多大的商业价值能够开发？
乔建中：年初的央视民歌大赛后来发行了DVD.他们卖得就很不错。按说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国外应该会看中的，应该说我们虽然在进步，但市场还是不健全。从WorldMusic(世界音乐)这个词出来之后，各国的做法是不同的。像印度做得就非常好，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它的音乐一响，你就能分辨出这是印度的音乐。他们的东西为什么能在全世界得到这么广泛的认知，这可能还是和文化的推广和行销有很大的关系。
新京报：面对越来越稀少的民间歌手，如何传承是个很大的问题。
乔建中：我们一个要做的是保存，也就是录音录像，一个艺人的消失就是一个博物馆的消失。中国人是最擅长整理自己民族经典的，我们有诸子百家、二十四史、甚至清朝的统治者都要编四库全书。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国家来投入大量的经费，不要改变原来的传承方式，原来你的父亲怎么教你的，你就怎么教你的孩子，要让年轻人觉得不必一定要出去打工赚钱，让他们以本民族的东西为自豪。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贾维
本版摄影王丹丹著名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樊祖荫。
由于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小学里音乐教育没有坚持教唱本民族的歌，教的都是流行歌曲，孩子一听，这个不错啊，比我们民族的歌好听多了。
与此相关的还有语言，我们民族的语言消亡得相当快，据统计我们国家大概有120种语言，现在至少有60种已经消亡或处在消亡的过程之中。
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应该通过政府成立专门的保护区投入资金来保护民歌。这就好像日本，国家养了一批人，而且优秀分子成为国宝，高薪养起来，他们的目的就是传承。
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发展，但你没有旧的东西你从何发展而来？我们现在总提“借鉴”国外的东西，这个借鉴是很有问题的。你总是借鉴，你自己的东西跑哪儿去了？
樊祖荫：我们总提借鉴国外
那自己的东西跑哪儿去了？
新京报：您最近走了些地方，讲讲您看到的民歌现状吧。
樊祖荫：总的来说情况不是很乐观。前一段我到甘肃去，那里花儿的状况就不如以前了，会唱的主动唱的少了。
花儿本来就是男女青年对唱的歌曲，可是现在青年们都出去打工了，都走了，剩下老人小孩要年轻人带着才能唱。
再比如说侗族大歌，以前我们晚上去侗族的山寨，没有听不到侗族大歌的，现在你到侗寨去，晚上静悄悄的，早早地关灯睡觉，有一个亮灯的还是小孩子在做功课。除非是过节，现在已经很少能听到侗族大歌了。
新京报：您觉得民歌消亡如此之快的原因在哪里？
樊祖荫：民歌消亡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生产方式的改变让很多以此为题材的民歌都消失了。土家族有哭家歌，从最早产生它是一种对封建婚姻的控诉，后来成为一种风俗，成为一种不唱不行、不哭不行，你如果不会哭，人家会觉得你不会哭的人怎么能够嫁得出去。但这个风俗慢慢随着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其他民族的影响，现在媒体很发达，尤其是广播电视，广播带去的音乐，包括外国的音乐等。由于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小学里音乐教育没有坚持教唱本民族的歌，教的都是流行歌曲，孩子一听，这个不错啊，比我们民族的歌好听多了。
与此相关的还有语言，我们民族的语言消亡得相当快，据统计我们国家大概有120种语言，现在至少有60种已经消亡或处在消亡的过程之中。已经消亡的包括满语，前些年我们搞满语音乐调查，还有几个老头老太太会说满语，现在基本没人会说了。现在能看懂满文的是一部分锡伯族人，我们现在清宫的一些资料要他们来看，而且也都是些老头老太太。所以现在搞满族音乐特别难。没有文字的那些民族，他们的语言和音乐的保留就更加难了。
新京报：现在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众多机构都对抢救中国民歌这个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您觉得政府和机构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樊祖荫：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应该通过政府成立专门的保护区投入资金来保护民歌。你可以出去打工，但是不必要全都去，你在家乡学本民族的音乐，我政府给你钱，而且你的收入甚至还高于你外出打工的收入。这就好像日本的做法。日本的音乐分为两股道，你玩洋的现代的东西，我政府不管你，但是传统的音乐国家会花全力来扶持。国家养了一批人，而且优秀分子成为国宝，高薪养起来，他们的目的就是传承，原本原样地教学生。我们国家民族音乐远远多于日本，所以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来出力解决这个问题。
新京报：如果单纯保留民歌的原貌，这势必导致民歌内容距离大众越来越远，这会不会造成大众对民歌有一种疏离感？
樊祖荫：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的邦乐、雅乐存在了几千年，到现在他们的乐团仍然在全国各地演出。这些东西已经和现在日本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了，听的时候还要解释这是什么朝代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后来的人还是很有影响。艺术的产生需要生活的积累，不可能你当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艺术就立刻跟上，旧的艺术形式对发展我们现时的文艺还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我一向认为要发展我们现在的大众文艺，一定要以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作为根。
新京报：我们现在有些文艺似乎强调学习西方的观念意识比较多，回头向传统看的比较少。
樊祖荫：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发展，但你没有旧的东西你从何发展而来？我们现在总提“借鉴”国外的东西，这个借鉴是很有问题的。你总是借鉴，那自己的东西跑哪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