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说他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很伤感。他想起的是十三四岁的时候，特别快乐地在家里，睡醒了就从床后面的窗子看看天色来判断时间。然后就一定有人叫他吃饭，有时候是家里的阿姨，有时候是妈妈。现在晚上醒了，发现这窗户已经不在那儿，然后一想，“哎呦，再没有人叫我吃饭了，特别难过。”
　　在他2010年的作品集《万物生长》里，高晓松也用《旧的童年》怀念起这段日子。

徐立功，近代台湾电影最重要推手，掌舵台湾中央电影公司期间，将李安、蔡明亮推上国际知名大导演之林，在上个世纪末台湾电影产业进入衰退不况之际，凭藉对电影的热爱与热情，率领台湾影人与作品征战各大国际影展，频获大奬点亮台湾电影于世界影坛的熠熠光芒，同时回头面对票房市场的苦痛挣扎。
　　一场中风大病，让台湾影坛最重要的支柱应声倒下，鬼门关前走一遭，穿越死亡幽谷的徐立功重新审视自己的电影人生，片子，还是要拍，心态，调整自在。

几乎每一个参加《白鹿原》的演员，在柏林见到我都会说，“原来有两场戏很好看，但是现在被删掉了。”
　　在柏林电影节的记者会现场，王全安话里有话，“即便《白鹿原》只有40%的力道，在柏林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
　　坦率讲，《白鹿原》在柏林的处子秀没有获得媒体预测的轰动性成功。 　　

徐静蕾，70年代生人。刚出来演戏的时候被人称作“玉女”，但她给了自己另一个名字“老徐”。她们那批出道的女演员，演到现在，要不就是红得江山稳固，要不就是隐于众生。徐静蕾有点不同，戏仍然演着，但也不耽误当当导演、当当编剧、写写博客、拍拍广告、办办杂志，别有一番另辟的天地。有点像那个徐静蕾考电影学院的段子——老师让考生做形体展示，她不擅长跳舞，于是做了一节广播体操。结果也考上了。

到冯小刚工作室是早上10点，北京深秋的阳光像剑一样从大玻璃窗穿透进来。门铃被不断按响，徐帆、王子文、冯远征……这些冯小刚的爱将们，衣着朴素，像打卡的上班族一样，带着秋天的寒气，走进来，互相招呼着围坐在一张长条桌前。一位著名的姑娘带着耳机，一进门就嚷嚷：“这河南话真难学！我一路听过来。”
　　作家刘震云到得最早。此刻，他站在一旁，披着一件深色夹克，手并不套进衣袖里，而是叉在腰间，两条衣袖垂落在身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