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潦草的速写

　　王以培

　　90年夏，人大的一帮弹琴的朋友把个诗人带来我家。那时，我住在德外祁家豁子，家徒四壁，只有一张草席。我们众人席地而坐，听诗人朗诵诗歌。这位诗人，就是王以培。

　　整整一个80年代，我都是在诗里成长的，什么五花八门的东西我没听过？但从来没有听见过心跳。这次，我被感动了。我深知那些诗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今天象征主义，明天新超现实主义，古人如何吟弄了，洋人怎么运筹了，什么机杼，什么气格，八品六路，表里虚实，无一不晓，无一不通。但我怎么看这些评头论足的文人墨客，怎么象股票市场的投机分子。他们凝神屏气，一俟升值良机，蜂拥狂扑。苍蝇竞血，黑蚁争穴。其间或有悲痛欲绝、上吊求死的，那也是捋完了身上所有的筋脉，哭不得，笑不出，买错了诗歌概念股，没有回头的余地，只好破产跳楼。

　　少有毫不理会市面上那套，自己关起门来写的。王以培就是这路。一般被诗歌界的投机倒把称做“迂阔”。既跟不上股市行情，又不会装疯卖傻。我知道，他的很多貌似诗友的酒肉朋友，在私底下暗暗笑话他。

　　说实话，我最讨厌天才，所幸王以培不是；我也最讨厌鸡贼，所幸王以培更不是。他平平常常，通情达理，待人接物，宽厚大方。这点，要说在老百姓中，比比皆是，但在文人书生堆里，却是希世珍宝。天下最简单的事，就是有个性；天下最难的事，就是没有个性。我和以培都在消灭个性的旅途上艰苦跋涉。于是，我们交上了朋友。这一交，就是十几年。

　　我们选择了一条跟这个市面唱反调的路——人家零度写作，我辈千度万度写作；人家讨厌形容词，我辈专挑形容词入诗；人家感性，我辈理性；人家下半身，我辈上半身；人家乱力怪神，我辈平凡得平庸。因此，我们自讨苦吃，甘缚缧绁。

　　有次在贵阳，我们去爬黔灵山。找不到上山的路，就拔着岩石，乱攀蛮登。不想前面荆棘丛生，地势危峻，一步出去，下一步连落脚的地面都没有。我拿着把刀子，在前面开路，蒺藜、蔓藤、枯枝、蜘蛛网，缠了一身。酷暑时节，又恰值正午，烈日当头，晒得我们皮焦舌燥。大汗淋漓，还找不到支点歇息，人都快要虚脱了。有好几次，我们都准备放弃作罢。但回首一看，下山比上山更险。两难之间，不如选择继续向上。你拉我拽，相互扶持，尽了最后的努力，终于也就上来了。临风俯瞰，贵阳城尽收眼底，心理上得到些许补偿。坐了几个时辰，不得不下山了。这下山，可就比上山更惨了。我们差不多是摔打滚滑，一路跌落到底。身上被草木刺钩、尖石锐砾刮得体无完肤。这时候，离我十米多远，有口泉井。我不胜干渴，猛扑过去。只听王以培在后面喊道：“等等我，给我留一点。”狂饮一通，稍觉心安。我们又去湖中游泳，想一释疲顿。湖水冰凉彻骨，直扎伤口。我们感觉彼此就象两只划破的橡皮筏子，一边漏气，一边下沉。抬头远望，黔灵山兀立眼前。我指着山顶，问：“以培，要是上面有诺贝尔文学奖，让你再爬一次，你去吗？”以培不加思索，连忙摇头。我又问：“要是上面有月白风清的绝色女子，你去吗？”他说：“去！”

　　我想，这次经历，预言了我们一生。

　　十几年来，我们见面后，主要检视的就是，彼此的诗文中自己的东西还剩多少。我们最苦恼的是，自己尚不能完全消融在人民之中。

　　90年夏天，我有多半时间住在人大红一楼，王以培的宿舍。那里只有一张床，或两人抵足而眠，或一个床上，一个地铺。我去了，他女朋友何欣就不能来了。为此，何欣有一阵很恨我。我记得，那阵我穿红色T恤，何欣只要一见红色就紧张，象是患了“红色恐惧症”。而我和以培正沉浸在创作的兴奋中，我们高谈阔论，毫不理会她的感受。直到有一天，我们听人说，何欣独自在北大校园里乱走，迎风泪流，这才意识到过于自私，快要变成我们不齿的天才，于是，悬崖勒马。

　　我没有收入，难得口袋里有几个零钱；王以培一月工资二百多，捉襟见肘。生活极度清贫，只好同吃同住，患难与共。

　　有天夜里，我内疚地对王以培说：

　　“有件事，我要向你坦白。”

　　他问：

　　“怎么了？”

　　我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骆驼牌香烟，拍在凳子上，说：

　　“下午，我换了件干净衣裳，自己偷偷买了包好烟，去西什库和小王约会了。”

　　“怎么样？”

　　“她没来，晃点我。”

　　“你等了多久？”

　　“差不多四十分钟。”

　　“傻瓜！北京人约会从来不准时。说四点来，五点到，是常有的事。”

　　“是吗？”

　　“以后你就知道了。”

　　小王是我们在天安门认识的。那天，深夜两点左右，我和以培坐在纪念碑下说事。有两个女孩，气呼呼的，朝我们这儿走来。她们走到我们边上，拣了个地方坐定，开始聊起来。她们埋怨卫兵赶她们走，说散散步都不容许，管得太宽了。我们插话，就谈到了一起。

　　这是一个很美的夏夜。两个非常自由爽快的女孩，月色朗朗，红旗在微风中舒卷。她们说到了学业，说到了梦想，说到了儿时嬉戏的胡同。而我正想，一群迷茫的青年人在广场上遇见一位老人，他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我们工作，问我们理想。这是几个走失的天安门的儿女，最后一班地铁已经开走了，他们无处可去，徘徊在祖国的心脏。我们有很多话要和老人讲，希望就在今天夜里，就在月亮底下，谈谈爱情，谈谈诗歌，谈英雄的本色，谈黑暗与光明。我们知道，他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今夜的邂逅，其实也很平常，待曙光渐红，他又要回到每日工作的地方。

　　这个场景仿佛史诗，让我想起某个诗句——“革命就象史诗，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又跟上去。”

　　两人中间，那位长脸白净的女孩，就是小王。她举止言谈很有韵致，看人的眼神，掩不住内心的欲望。我当时就丢了魂，一心想着她。

　　后来，她们到人大来找过我们。那天已经上午十点，我和以培还在睡懒觉。人家来了，我们很尴尬，说东道西，言不由衷。我们请他们在学校食堂吃了一顿饭，席间好象又忽然没话可说。我和小王眉来眼去，暗定私情，但另外一个女孩怏怏不乐，我们也就没了兴致。

　　此后，我就背着王以培给小王打电话。我们聊得很好，彼此也非常投缘。小王在一家宾馆工作，但理想是画画。我就怂恿她出去写生，这便有了上面坦白交代的一幕。我向以培吐露实情，是觉得自己背着他行动不合适，还装模做样给自己找形象，小资情调，原形毕露，表演拙劣。

　　王以培是对的，小王那日并未失约，的确晚了一个钟头才来。她辩解说，听错了时间。但我有种预感，一定是她那位同伴从中作梗。我想到这一层，就没了心气，败下阵来。随后，我和以培就上路了，开始了卖唱之旅。

　　不过，那个夏夜的记忆，却是鲜活的。

　　97年，我和前妻闹离婚，谁也劝不住。但我知道，这事只有王以培能解决，他当时在就好了。可是，那时他正在纽约。闻悉变故，王以培打来电话，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我非常想听他发火，骂我一通，这样我就找到有力的根据，回家破镜重圆。或许，我还想，他有的是办法，只有他能帮我排解矛盾。他没发火，他从来没对我发火；他也没有排解，他从来就最善于排解。

　　最后的丝线断了。

　　关于离婚，我至今没有想明白，王以培的一反常态自然就更想不明白了。

　　曾经我们相约，三十岁前，每人写完十本书。他做到了，我没做到。如今，他还在艰辛的写作路上独自奔走。最近，去了三峡，为他写长江的那本书做最后的旅行。我能预感到，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其间积沉的力量已经打到我的心上。

　　这些天，不知为什么，王以培那些花团锦簇的诗句潮水般向我的梦中袭来。每日写作之余，我总要向身边的人不停地谈及他。没有一天，我不想与他同行，再走一遍我们熟知的千山万水。

　　然而，不能。

　　乔邦

　　团校有个老师，跟我说，有个叫黄金刚的，当是一路人。我说，那好，去见见吧。

　　黄金刚住在北医大紧里头一个垃圾桶边上，破败的小平房，不到八个平方米。初次见面，他唱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再见》很打动我，后来我们在录音棚录制的时候，我说：“这更象是黄金刚同志追悼大会的哀乐。”我这话，是给他点批评。我觉得曲子固然不错，但哀恸之余，伤人心肠。我向来得过且过，只对上路的人，才说些意见。

　　我们聊得还算投机。但忽然，黄金刚面色阴惨，在斗室之间背手踱步，忽而仰天长啸，忽而蹙眉沉吟。我觉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一会儿，他又正常了，气氛重又融洽起来。现在想来，他多半是表演。倒未必装酷，而是对来访者做试探。

　　这是92年夏，他从西藏刚回来，生活窘迫。我那时还算好，从通利达出来，正盘算着自己弄个公司。我就对他说，不如到我这里做，咱们一起经营一番。他说，好。

　　所谓公司，不过寄居在人家五金店的小旮旯里，在颐和园附近。金刚一到，便伏案写作，说搞些公司的长远规划。我想，也许有用，不妨让他弄弄。两天后，他在窄促的屋子里，把写好的东西贴得满满的。我一看，都是办公规则、管理方略、业务指南、上下级关系之类，足足有二十个文件，近百条清规戒律。我说：“金刚，有?搞错？公司就你我二人，这些条例，是你遵，还是我守啊？”

　　又一日，上级公司来电话，问有没有叫黄金刚的，我说有，是刚来的。那边又说，他与上面联系，要做些钢材生意。这可把我惹急了，原来这家伙背着我跟人暗中勾搭。我立刻呼他，让他去我家。他不紧不慢地来了，还带来五斤橘子。不见橘子还好，见了橘子我火冒三丈。我说：“黄金刚，你究竟安的什么心？你不知道越过我和上面联络，是犯大忌的吗？还带来点橘子，你这是收买我呢，还是知罪补过？别跟我来这套小把戏！”黄金刚支吾敷衍，不了了之。

　　从那以后，我们就无话不谈了。他有什么不是，我死揪不放；我有什么把柄，他也得理不饶。其实，那时候是彼此还不信任。他把我看成奸商，我把他看做油头粉面的小瘪三。既是奸商，探个缝隙，从我这儿捞点，有何过错？既是小瘪三，我吆五喝六斥责他几句，有何不对？

　　从颐和园往德外去，有十几公里，中间可以顺道经过北医。反正公司就我们俩，打也是一路，和也是一路。有两个月时间，几乎每天回家，我们都边走边聊，把这些年的思考，经过辩论，都理清了。说实在的，我们从各自的路上汇到了同一个岔口，谁的心里都明明白白。吹胡子瞪眼地争论，不过来自内心的质疑；云山雾罩地过招，不过戴着面具考验对方。

　　入秋以后，公司的业务逐渐好转，我们搬迁到中轴路上华北大酒店对面的一个小楼，房子宽敞，沿着街面，采光良好，看着挺气派。公司买了辆车，招募了一批新人，颇具规模。金刚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心气比以前平和多了，还接来了他西藏的女友卓嘎。

　　卓嘎来的那天，我大开眼界。她一碗一碗地端起酒，一首一首地唱着祝酒歌，我架不住如此盛情，生生地被破了酒戒。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无量无数地往肚子里装，居然不醉。

　　那年春节，我们都没回乡。大年三十，金刚带着卓嘎到我家，送给我一张硕大的贺年卡，上面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贺年卡，我一直保留至今。

　　从中午我就开始忙乎，亲自下厨，精心烹调。做蛋饺，焖山鸡，蒸火腿，炖团鱼……一共凑齐了八道菜。端上来时，已经夜里九点。卓嘎说：“这张广天，做菜就跟熬药似的。我还以为有什么大餐，搞了那么长时间，不过是几样鸟食！”看来，吐蕃番人跟我们江南蛮子的确吃不到一块儿来。我们觉得津津有味的，还不够他们塞牙缝呢。从吃的话题，我们就扯开去了。金刚说，西藏人吃牦牛，煮得烂烂的，狼吞虎咽，你根本就别想看见他们有骨头吐出来，全部咽下去，片甲不留。蔬菜？那是黄金，有钱人吃的东西，逢年过节才吃到一棵。一棵卖十块钱，而且当地不产，都是从四川运进去。

　　酒过三巡。外面狂风呼啸，屋里暖气融融。我们几人围坐在餐桌旁，看窗花斑斓，听金刚讲故事。

　　金刚原是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学运期间当出头鸟，给学校开除了，至今档案还押在领导抽屉里。离开大学后，他只身去到拉萨。在西藏饭店的大堂，跟着三流乐队唱歌。他上初中的时候就读过我在上海搞乐队的消息，被我们的事情吸引。现在在一张桌子上过年，也是老天安排。他早早就喜欢音乐，写了不少好歌。去西藏，也是没有办法，得不着文凭，找工作难，谋口饭吃。

　　跟着三流乐队，他们游荡四方，跑遍了前藏后藏。天寒地冻，坐着大卡车在高原上奔波，钻在苫布底下吃生肉。他说，人到饿极了，茹毛饮血乃是福赐。

　　卓嘎在西藏饭店对面开个小火锅店，金刚得点钱就往那里跑。关于这段，他们各执一词，争得好不热闹。卓嘎说：“你是存心想傍女大款，才到我跟前装巧卖乖。没想到吧？我结过婚，有孩子，还替前夫背着一屁股债。你如意算盘打飞了，把自己搭进去，全赔！”金刚说：“其实你那个小店，一点生意都没有。全靠我和乐队几个人去捧场。你是削尖了脑袋挣我们的钱。得，各怀鬼胎吧，最后吃不了兜着走。”

　　结果，这俩穷上加穷，债上加债，凑到了一块。金刚把工作丢了，卓嘎的火锅店也开不下去了。两人在城市的一角，租了间屋子，相濡以沫。

　　开不起火，也买不起电热用具，金刚就爬到高处，伸手到天花板里掏旧电线。这么做非常危险，经常不慎摸到废弃的火线，被电流击得眼冒金星、晕死过去。等慢慢苏醒过来，缓口气，再把电线接下来，插到锅里做饭。金刚说：“为了做熟一顿饭，往往要死过去好几回。”

　　拉萨城的日照很好，闲极无聊，两个待业青年就登上房顶，坐在太阳底下互相捉虱子。邻家有个美丽的姑娘达瓦，总在这样的天气里频繁出入庭院。金刚诗人情怀，看见她走过，便发出赞叹。这可把卓嘎气坏了，要跟他拼命。两人吵闹起来，要打要杀，好不凶险。金刚头也不回，拿起吉他，就出城往西。出拉萨城容易，但再往远处走，就漫无边际了。一路的荒地，走上半天，回头看看，拉萨还近在眼前。这时，心里难免生出悔意来，可又找不到台阶回去。恰好碰到驾车出城的人，人家说：“喂，大学生，你姐姐到处找你呢，你在这里干啥？”听见卓嘎找他，心里一软，掉头就往回走。

　　回到家里，前嫌尽弃，两人又欢天喜地，恩爱缱绻。真是一对冤家！

　　可是，说完这事，金刚又不知趣地补了一句：“达瓦的意思，就是月亮。”

　　这些年，关于西藏的故事太多，关于西藏的作品早臭了大街。那些灵魂苍白、精神空虚的艺术家们如蝗似蜂地扑涌雪域高原，在那里掀起一股文化淘金热，仿佛我们脚下并不是大地，我们身边并没有生活。这倒也好，反而成为标志，可以拿来辩识真伪。如今我听人说话，只要说到西藏奇，西藏怪，西藏如何如何神秘叵测，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弱智。当然，你也可以将“西藏”改换转译为一切异域地名，符合上述公式者，一概聪明不到哪儿去。

　　金刚的西藏，是多少年来唯一的西藏。在他的故事里，我体同身受。人民在阳光下劳作生息，在阳光下经受苦难。卓嘎也好，达瓦也好，在我们近处的生活里比比皆是。他有首歌，叫《梦中的林卡》，林卡就是“野餐”、“花苑”的意思。歌中唱道：

　　春风中的林卡，艳阳高照，

　　象你那双眼睛，看得我心跳。

　　夏夜里的林卡，流水声声，

　　象你温暖胸怀，给我无限安宁。

　　秋雨中的林卡，落叶飘飘。

　　象你远去背影，再也找不到。

　　冬雪里的林卡，雪莲盛开，

　　象我痴痴心儿，把你痴痴等待。

　　东边山上的林卡，艳阳高照，

　　闭上眼睛想你，想起你的笑。

　　西边桥头的林卡，流水声声，

　　喝醉酒后想你，想起你的人。

　　南方故乡的林卡，落叶飘飘，

　　唱完歌儿等你，等你说声好。

　　北方梦中的林卡，雪莲盛开，

　　走遍大地找你，不见你归来。

　　我们，我们梦中的林卡，

　　梦中的林卡梦中的家，梦中的家。

　　我问金刚，西藏人怎么骂人。金刚说，最毒的，莫过于“乔邦丐”，意思是“妈的贱货”。“乔邦”的原意指“贱民”、“穷鬼”。我说，那好，以后我们就管你叫“乔邦”。金刚挺乐意，说“乔邦”比“金刚”好，金刚是乔邦的金刚。

　　钟声敲响，农历旧年过去了。我们举杯庆贺，说的是：“祝普天下乔邦们新春快乐！”

　　新年里，我们没有心思做生意。既已经谈透，也已经想好，那就动手干吧。于是，就筹了点钱，到石碑胡同中唱的录音棚去录音。其间，公司日常工作瘫痪，我们把客户的广告登错了，为此赔了大笔的钱。我想，开公司也是为了生计，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赔就赔吧。一个月后，音乐家音像出版社买了我的母带，我把版税拿出去抵债，卖光了公司所有的家当，给几位员工发点贴补，就关门停业了。

　　唱片出版以后，我和金刚尽了最大的努力，鼓吹民歌运动，宣传人民美学思想。有好些日子，金刚与中戏的学生同吃同住，传播左翼文艺。后来，等《切.格瓦拉》掀起戏剧革命热潮时，我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文艺革命的工作，是日积月累做起来的。没有金刚同志先到中戏，就没有今天的局面。我们现在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哪个个人的成绩，都是由来已久的集体创作。”

　　金刚后来回去四川工作，我们分别已有好几年。99年暮春，我去越南，金刚正出差停留武汉。车过汉口，他来与我会面。只有两分钟停车时间，他递给我一支中华牌烟，为我点燃，然后，列车就启动了。

　　我们互相挥手，夜幕隔在中间，但点燃的烟头一明一灭，顽强地散发火热。我忽然想起一首老歌：“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

　　王佩

　　99年7月29日，我从网上收到一封信。信里写了三件事：一，自我介绍，说在国中网做采访与我认识的情形；二、说去了“音乐大字报”，下载我的歌曲听，还读了一些文章；三、引用伯尔谈马克思的话评价毛泽东。最后，署名是“王佩”。

　　我觉得，信写得很平实，对毛泽东的认识也很公允，看似在潮流中未见得迷失的人。便回信给他。以后又通过几次信，发现有不少共识，就相约会面。

　　见面时，我们俩隔着一米的距离还在互打手机，就跟文学作品中写网友落地初次相会的情景一样。王佩很胖，但他的微笑像海洋。我带他去家里，他弹琴唱了一首自己谱曲的歌，给我印象才华灼灼。晚餐，我们吃螃蟹，这是信中约定的——菊黄蟹肥时节，一起谈诗论画。

　　结识王佩，是一个机缘。他当时在国中网上班，非常了解网络世界，还办了个主页，叫“核桃壳”。在认识网络世界方面，王佩成了我的老师。他介绍给我很多软件，并提议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做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

　　1999年，成为文艺革命的转折点。

　　我们一些戏剧的、音乐的、网络的、文学的朋友最终走到了一起，商量决定，把“音乐大字报”与“核桃壳”及其他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办一份网络刊物。想到王佩的“核桃壳”中有个栏目“黑板报”的名字不错，就拿过来用。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www.heibanbao.com”。现在，这个域名被莫名其妙的单位占有，已与我们毫无关联。

　　“黑板报”主要由三人负责，王佩、林雷和我。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轮流编辑管理。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主页发布、论坛和《黑板报文艺周刊》。周刊是与网易合作的，利用它的平台做发布。鼎盛时期，我们的订户有十二万。但整个“黑板报”工作，王佩做得最多，他是我们当之无愧的老总编。

　　我参加网站管理，出自几个目的。一是人手不够；再是通过实践深入了解互联网；其次也为了加强艺术门类之间的统筹。

　　99年11月，一群朋友去天坛南门王佩家中聚餐，席间，大家谈出大堆想法，要做点实事。商量后，决意先做三件事情：黑板报，《切.格瓦拉》和《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后来，这三件事情果然都做成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要归功于网络时代。信息的解密和传播手段的便捷，大大提高了效率，以前二十年才能做完的事，现在只须两年就够了。从80年代到世纪末的积累，因为黑板报的推动，发生了核聚变。

　　这三件事情的成功，意味着戏剧、音乐和网络文学领域的人民文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就是这样，在信息革命的火车头带领下，迎来了新世纪。

　　黑板报、戏剧革命和民歌运动，很难说究竟取得多少可以留存的成绩，但这些活动造成的深远影响，已经改变了以“自由主义”为名的极端保守势力独霸思想文化的局面。年轻人破除了迷信，再也不相信媒体权威，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作秀”时代频频出击，没有谁不敢挑战，没有什么不敢承当，“名人”和“经典”的地位受到了动摇，资产阶级现代神话开始破灭，利用资源阻隔来获取话语堡垒的好日子行将终结。

　　所以，站在左翼立场上的文艺革命的任务暂告一个段落，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未来的几年中，纠缠亲美“自由主义”的主角再也不是令人恨之入骨的“恐怖分子”，而是你们骨肉至亲、风华正茂的年轻儿女！

　　同志们，撤！

　　王佩是个什么样的人？写到这里，我有点笔涩。或许我们离得太近，或许我们正在一起前进，这反倒令我很难去勾勒他的血肉形象。好在我这里有些他的书信，在征得他同意后，摘引几句给读者，以窥一斑：

　　“谢谢你的歌，使麻木的我们再度清醒。下面是我写给贝多芬的两句诗，让我读给你听：

　　“你伟大的创造之光

　　　泻自高天

　　　被恶梦惊醒的我们

　　　安然睡去”

　　“我喜欢诗与歌，是因为乐府、李杜、王实甫、曹雪芹、徐志摩、鲁迅所秉承的诗的精神已渗入了我们的血脉。在当代，‘诗人’不啻于一句骂人话，但是真正的诗人还是存在的，只是改换成许多不同的面目。比如你的话剧剧场、我们的网络都是诗人的栖息之所。

　　“我喜欢‘人，诗意地栖居’这句话。当然，豆浆油条和牛奶面包也是不可少的。但人不能活得太具体、太现实，应该有一点幻想、有一点空灵。无论破帽遮颜过闹市，还是美女如云泛中流，都能让自己哼一段小曲，吟一段歪诗。比如‘猫叫春来猫叫春，一声一声显精神，老夫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我想，这是千万种活法中我喜欢的一种。”

　　“即使把我放进一个核桃壳里，我也要做自己拥有无限空间的国王。”

　　“人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但必须有一个基点，这个基点就是人道和良知。我们都会犯很多错误，但不能犯颠覆自己良知的错误。”

　　“你一定也喜欢龚自珍的诗吧？我最喜欢他的两首杂诗，录到下面，与你共勉：‘少年击剑更吹萧，剑气萧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淘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幸运的是，还能遇到你、纪苏这样有江湖侠骨的人。

　　“我想把自己的主页改名为‘剑气萧心’怎么样？有点太俗，象武侠对吧？请你帮我想想。”

　　还有他的几段诗文：

　　“我曾是一个诗人，

　　以多愁善感而自居。

　　信手涂鸦,浪得虚名，

　　总在雪夜才想起故乡和母亲。”

　　“路，笔直地展开，前无悬崖，后无追兵，孤独和苦痛，莫非都是幻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当初，何必又如此。心思就这样随车颠簸，把前世今生都翻腾个遍。”

　　“母亲头顶的白发，父亲眼角的皱纹，妹妹抚慰婴儿的眠歌，此刻，统统化成浪子心头的无言。无言啊无言，非是无言，乃是不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有大苦痛而不言，有大喜悦而不言，有大责备而不言，有大宽恕而不言。”

　　另外，再引用他《自我采访》中的几句话：

　　——你最喜欢的一首歌？

　　——《国际歌》。

　　——你最喜欢的诗？

　　——是我从厦门南普陀寺看到的两句：“心生大欢喜，佛放大光明”。

　　——最后能不能对你过去和现在的朋友们说句话？

　　——朋友们，尽管有时候我软弱，有时候犯糊涂，但我不是一个坏人。我爱这世界，也爱你们，更希望我们能并肩战斗。

　　小雨

　　《切.格瓦拉》北京首演结束后，一天，何力来找我，说在人大附近的一家书店，有个叫小雨的，很有意思。她把我们的剧本从网上载下来，装订上封面，做成本参考书，免费赠给顾客。我看了那个封面，牛皮纸做底，简朴的字体，与内容挺相称的。何力还说，小雨原先很迷茫，和她接触了一段，谈了很多，也介绍她不少书看，渐渐有了变化。她很希望见见我，约我去书店。

　　几星期后，听说小雨的书店要办个小型的诗诵会，还有些新朋友参加，可以结识。我就约上洪启，一起去了。书店不大，分几间小屋，里边的一间排有几张桌子，可以接待读者喝点饮料。诗诵会就在里屋举行。

　　我和洪启、何力都唱了不少歌，还有一个小女孩朗诵苏菲的诗，其他几位也读了些作品。气氛很融洽，大家玩得很开心。暖融融的，聚集着久违了的友谊。

　　我发现外面的书架上有不少进步的书籍，这在其它书店很难见到。小雨还竭力要我给她开书单，希望在她的柜台上增加别的声音。我凭着记忆说了一些。

　　活动结束后，我们又一起去吃了点东西，谈得很投机。

　　没几天，传来消息说，小雨把她的书店关了。我当时很诧异，做得好好的，刚开始聚拢点人气，怎么就不干了？后来才知道，书的买卖也不好做，赔多赚少，不如另谋出路。

　　正好《切》剧要去河南、广州，我就建议小雨参加我们的剧组。从此，小雨就成了切.格瓦拉中国支队的成员。小雨是个过于单纯的人，要么忙忙碌碌地生活，要么纯粹地为公众事业献身。而剧组是一个活的机体，需要逐步在创作和实践中成长，很多具体的细节不象她想象的那么完美。她于是消沉、抑郁。

　　路上，我也并没花时间和她交流这些，总希望她能在复杂的磨练中清醒。我想，象她这类青年不少，冲着理想的五彩云霓一头扑过来，却未必闻得新生儿的血腥。然而，不知罪，怎知罪孽？不知色，又怎知色空？这些年，来的人不计其数，走开的，跌倒的，也大有人在。造化在于自己。

　　结果，她留下来了。

　　排演《鲁迅先生》时，我让她做导演助理工作。这个戏做得很艰难，但那些日子，她与我并肩共度难关。

　　一日，去剧场的路上，小雨忽然问我：“某某，你认识吗？你对他怎么看？”我说了看法。然后，她告诉我某某与她的朋友有段私情，欺骗了她的朋友。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全剧组的人都知道了。结果，当某某来看戏的时候，所有人都横眉冷对。但我是了解某某的，这事情并不象小雨描述得那么简单，她的那个朋友也有弱点。反正，我和她都莫名其妙地被卷入这场风波。我一会儿跟这个打电话，一会儿又劝解那个不要意气用事。到头来，不仅没解决问题，自己还被殃及鱼池。

　　那年夏天，我的日子不好过。除去小雨怀疑我的道德立场，加上有人不理解我发表“狠狠作秀”的理论，还有大家指责我与演员交往的亲疏不当，我做了沉痛检讨。事后，一次在某大学做完演讲，我对小雨说：“你不要把我想成道德家，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还不如做些风流韵事给大家看看。”那天，我们谈了很多，把话都说透了。

　　我真不希望她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也不希望周围的朋友们深居冷月高阁。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友。再说，革命理想不是造就道德模特，而是要改造世界。这其中就包括改造自我。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孰能无过？

　　还有一次，我把家里电脑桌面的红旗调换成自己的照片，第二天，就收到一封匿名信，意思说，作为一个与我交往很深的朋友，去到我家，看见这个改动，发现我变了，提请我注意。我立即回信，表示悔改之意，并把自己的照片拿掉。此事想来后怕，至今惊魂不定，我从此再不敢随意调整电脑桌面。

　　后来，小雨告诉我，信是她写的。

　　小雨经常提出一些问题，让我无言以对。她说：

　　“我劝一个朋友去看戏。朋友说，她知道戏很好，但还是不想看，本来活得好好的，看完戏后就再也过不好了，比方我就是一个例子。你说，这是为什么？”

　　“那么，理想的戏剧，最完美的状态该是什么？”

　　“我们每做一事，不在事情本身，而在由此获得了经验。那么，经验还不是为了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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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方面感到惊悸，另一方面也感到庆幸。一个人盯你一天两天，或许居心叵测，但一直盯着你，并由此发问，由此论辩释疑，不也是共同鞭策进步吗？我心里感谢小雨的是，那些日子我或有过错，但她并未因此与我隔阂，而是单刀直入、步步紧逼，哪怕真的跌倒了，她也上前拉一把。而有人却并不这么做，他们猜疑顾虑，讳莫如深，辜负了朋友的情谊。我不免想问，人无情谊，何来理想？

　　说她与我并肩共度难关，是因为她不断指责我，却从不怀疑我。人最最需要的，是信任。

　　现在，小雨开始做起很重要的工作。编辑网络“读书笔记”，帮助大学生戏剧社排戏，自己开始写作剧本。02年第二界大学生戏剧节上，北航的剧目《月亮升起的时候》，就是由她协助指导的。我去看了演出，戏中台词——“是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法律一边？”，被反复朗诵、强调，触动了所有在场的观众。

　　当小雨带着北航戏剧社的同学们进入人艺小剧场的一刹，我突然有种恶作剧心理——哈！如今，我要当“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了。

　　叶亏夫

　　99年初春，叶亏夫和他的助理魏艺敏到北京来参加一台歌舞剧的录音，我穿着大衣，戴一顶黑色的呢绒帽子，站在月台上等他们。火车进站，亏夫远远地看见我，向我挥手。下车后，他说：“你看着就象个铁路工人。”

　　曾经我们设想过很多重逢的场面，但的确没有见到铁路工人的。

　　录音结束后，有天夜里，我拿出一千块钱给他。他表情疑惑，我说：“这是十年前的宿债。你忘记89年初你到大丰，借给我四百块钱的事了吗？我本不想再提往事，有些东西永远无法结算，钱数说明不了问题，但清了帐面上的债，可以作为纪念，纪念我们熬过了那些日子。前面又有新的路等着我们走。”

　　这一刻，我们几乎都要流泪了。万千情绪，涌上心头。

　　叶亏夫，本名戴立新，80年代成立乐队时，我给他起了这个艺名，取“夸父逐日”的意思。可惜，“亏”字上面少了“大”字，显然差了很多。用上新名后，他的身子就一路亏下去，先是咳嗽，再是吐血，结果患了肺痨。那阵子，他住结核病院，我住劳教农场，都被与世隔绝，倒霉透顶。89年初，我被调往严管大队，那里的环境要艰难得多。临行前，他来看我，带给我四百块钱。其实，那时他已经病了，说话不断咳嗽，气喘吁吁。他还给我乐谱、礼物和一大堆水果、食品、香烟。这都是上海乐队的朋友们凑的份子。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现在很不一样，遇到我这种情况，一般人唯恐殃己，避之不及，但我的这帮兄弟没有一个躲开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和我频繁通信，无话不谈，而我们的书信是要被严格检查的。

　　三年的囚禁生活里，这些书信成为我重要的情感支柱。我收集起来，有近百万字。所以，我是特别幸福的，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祝福我的人。

　　我和他都属马，我七月生，他十一月生。我们的流年运势几乎一致——他生病，我坐牢；他开广告公司赔本，我开广告公司欠债；他买台合成器，我买把进口琴；他接个大活，我得点外快……好象有根线把我们拴在一起，一遇重大活动，还总有缘分合作。《切.格瓦拉》、《红星美女》、《圣人孔子》，每部戏的主要音乐都在他那里录制。

　　97年，我闹婚变，他的运势也不佳，深居简出，打理家务，买菜做饭，等老婆回来审查。正好我从安徽宿县接了个活，就跑到上海找他做。那时，他住在田林新村，二室无厅，一间睡觉，一间隔开改装成录音棚。我就睡在院子里违章搭建的小窝棚。正值夏季，连日降雨。屋子里湿漉漉的，墙灰也时不时掉下来，隔音板凹凸不平，所有的音源都发出受潮的音色——铺底声部团着浓雾，阴郁沉重，不管怎么弄总觉得不透亮。于是，不断加强高频，一心想钻出来喘口气。结果，铃鼓的声音就象打雷，仿佛是件直径一米的乐器在演奏。

　　半夜休息，就去交大边上的一家小面馆，有素鸡面、辣肉面、菜肉馄饨、百叶结，量大味足，价廉物美；或熬夜到清晨，就去新村后面的点心铺吃早点，有个苏北人做的生煎馒头很地道。现在是再也吃不到了。

　　新村附近，有家个体餐馆，老板长得凶神恶煞，我们管他叫“坏人”。“坏人”其实心肠挺好，对我们也很照顾，几样家常小菜，炒得有滋有味。听说我们是音乐人，“坏人”就打主意让我们帮他女儿出专辑。我们每次去，他都详细打听制作费用。有一次，我们索性把音乐界的黑幕抖搂出来，吓唬他一下，让他断了念想。因为，我和亏夫都不愿意做这样的生意。人家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挣点钱，为了望女成凤，全部投进去，最后弄堆永世无望播出的磁带烂在手里，那是造孽。出版音乐的个中甘苦，我们太清楚不过了。

　　如今，那家餐馆被拆掉了。“坏人”也不知去向，想起他，还有些感伤。

　　那些日子，尽管时乖运蹇，却格外美好，宛如二十世纪最后一组镜头——烟笼月罩的弦乐弥漫地升起，江南的老字号店铺即将打烊，搬迁的人家聚在一起吃分别的家常便饭，雨脚风手按照笙歌婆娑的线条，揉捏吴侬软语的末代少女，新上的炒青很香，烤烟的味道很浓，馥郁的芬芳绕梁三日，久久不愿散去。而明天已经等得很不耐烦，在都市的高速公路上频频肇事。

　　我走后，亏夫决意建设规范的制作系统。他四处奔走，寻找商机。一瓶生水，一条面包，疲惫不堪地坐在冷湿的季风中消磨中午时光，等人家消受完午睡的香甜，再强打精神、满脸堆笑地去拉业务。渐渐地，迷迪系统、电脑系统、录音系统完善起来，还在上影厂对面买了几百平米的公寓房，正式雇佣了几个专业助理，有声有色地挂牌开张了。公司取名为“同步”，意思很到位，听起来也挺亮堂。

　　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做不过来，忙得不可开交，在制作界口碑良好，观念和水平都已达到一流标准。今年，我和王佩做CCTV3.15晚会的文艺总编导，整套节目的音乐就是在“同步”录制的，节目播出后，各地观众给予音乐很高的评价。

　　我们在一起做活，往往几个项目齐头并进。这里给广告对画面，那里给舞台剧打节奏的底。分秒必争，有条不紊，流水线作业，环环相扣。我每次过去，总要见缝插针地给他们讲些外面世界的奇闻。这些人昼夜不停地运转，早已不知秦汉，无论魏晋。

　　一日，我和魏艺敏做到天亮。两人倒头下来，迷糊中一问一答。我恍惚记得，他问我：“张老师，音乐什么时候才算做到家了？”我说：“等你再不想听音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