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张爱玲,道不完的张爱玲，现在如果再来讨论张爱玲在身世、小说方面的传奇,这似乎已经属于一种老生常谈。正是这种风靡世人的张氏气质与文采,使得张爱玲也频频成为电影中的主角。无论是以张爱玲原型为主角的三毛编剧、严浩导演的《滚滚红尘》,还是更多以张爱玲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比如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半生缘》、关锦鹏导演的《红玫瑰白玫瑰》。从80年代初到现在的21世纪,张氏小说那种唯美、独立风尘临水照花的女性形象和独特海派风味的故事情节从来没被电影界冷落过。当我们沉醉在这些电影作品中
时，却经常忘却了张爱玲曾编写过的《太太万岁》。
作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小说作者，张爱玲还曾是一位狂热的电影爱好者，据她的弟弟张子静回忆，张爱玲年轻时的喜好也是看电影，在家特别爱“看英文的电影杂志”，而“出门就是看电影”。还回忆说“有一年她和我还有许多亲戚一起到杭州去游玩，她忽然看到上海的报上刊登着电影《风》的广告，就马上要回来看，谁劝她也不听，最后只好由我陪她乘火车回上海。我们一下火车就直奔电影院，一连看了两场，她才尽兴回家，我弄得头疼如裂，而她很满意的说：‘幸亏赶回来看了，要不然我不知道要怎样难过呢！’”。正是有当时这样的对电影的热爱，让电影的经验和学识沉淀在作者的心灵深处，才使后来的创作有了厚积薄发的可能。
1947年的上海电影界左翼运动风起云涌，由于当时社会历史的现状和受到苏俄文学作品的影响，很多的作家参与了对“底层小人物”的描写中去，从‘民族魂’鲁迅先生到一般的文学青年。带有进步思想的左翼作家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上表达了自己的“哀其不幸”，但更多的是表达了对这些民众在强大黑暗的社会面前的“怒其不争”。出身在‘三不管地带’上海租界内的张爱玲，却避开了拥有革命情怀的抗战文学和鸳鸯蝴蝶的闲适文学，在沦陷的洋场里将目光和笔触投在了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上。她的作品始终把自己时代已经发生而将要发生的“破坏”作为背景，由此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特别使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冷酷的现实所嘲弄的欲求。
《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出身小康，嫁给了一位不怎么有出息却还常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的丈夫。“在家里上有老(婆婆)，下有小(小姑)，然而她还是得似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交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不大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人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遮盖……”思珍就是这样的一位普通太太，一条上海弄堂里就有好几个她。她唯一的自我愿望就是能有一台无线电，她的原则就是“一切为丈夫服务”，在生活常常不惜欺骗婆婆和自己的老父，而让丈夫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最终当一切都朝着陈思珍的预想目标进发时，她的感情生活却慢慢偏离了轨道。
当一切成为过去，夫妻俩重回一个家，无论这是属于浮华还是升华，背后都充满了苍凉。太太陈思珍为了一个并不见得爱她的丈夫，处处和身旁的人周旋。一切为了丈夫，丈夫却轻易的就出了轨；一心伺候婆婆，得到的却是婆婆经常的不理解和奚落；心中有娘家，却还要回去欺骗老父。在这两个家庭里，最忙的就是她，最不讨好的也是她。出门时光鲜的衣着和墨镜都只是一个虚表的门面，深夜疲倦的等待丈夫归来的陈思珍才是她真实的体现，浑身透露着疲倦和不堪。即使是最后看似“快乐的结局”，也那么的牵强，丈夫的回心转意的原因可不是因为浪漫爱情的缘故，而是最终发现了太太在生活中原来是一个如此能干的智多星，能解决他所解决不了而又必须解决的事情。
这就是张爱玲在乱世中所触摸到了小人物——上海太太，正如编剧所说她们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这就是中国广大普通女性婚后的生活，看似美满而成功的生活，但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充满了苍凉感，还只有二口之家却已经要丢失了自己，成为联系着家庭成员和家庭与社会之间脆弱的符码。
同样，1947年张爱玲人生中特殊的一年，当年6月9日，上海的遭到了狂风暴雨的袭击，就在这一天，张爱玲提笔给自己的丈夫胡兰成写了一封决绝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
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吉”，小劫，劫难之隐语。)，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送了30万元钱，那是她编写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的稿费。
我们并不难想象暴雨中张爱玲提笔时是如何的决绝，正如同电影中陈思珍对深夜归来的丈夫谈离婚事项时说：这种事情不是一下子能决定的，但是决定了我也不会再改变了。只是不同的是，陈思珍最后重新回到了婆家，张爱玲却没有回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朱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