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无贼》到《太极》系列，张家鲁编剧的作品不乏大片

　　Part2. 英雄崛起的秘密——从学徒到大片编剧

　　为什么张家鲁和程孝泽留了下来？

　　上文说到陈国富的上课方式是让学生每人想一部最有兴趣研究的电影向研究生报告，当时大家挑的都五花八门的，陈国富记得张家鲁挑了一个成龙的电影，让影评人出身陈国富感到有点意外，但结果却因此让他印象深刻：“我后来看他的报告发现他不仅是认真的喜欢那样的电影，而且试图很专业的去拆解，每几分钟会有一场打？持续多长时间？《奇迹》这部电影跟成龙其他电影《A计划》、《警察故事》的区别是什么？会量化的分析。”

　　经过几个学期的观察，陈国富发现张家鲁不断显露他对类型电影的爱好，“也就是相对于其他的同学，他可能会更有机会进入主流电影市场。这几年的过程中，张家鲁适应得最好，也不轻易放弃，能感觉到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至于程孝泽留下来的原因就要模糊得多：“我没有经过什么筛选的原则，就是缘分，因为你得不断在我面前出现嘛，如果上课之后我就见不到你了，那还怎么往下合作。比如说他拍一个短片就会不断来找我给意见，这不就建立某种工作关系了吗？等我需要找人参与项目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出现他。”

　　疑问：其他拜师的人哪儿去了？

　　陈国富坦承这些年也有其他的人要拜师，但结果都没有留下来，“有的人可能对于这种自由业的状态感到焦虑吧，如果先当个老师会更有安全感，或者选择先进入广告制作，或者先写个电视剧本吧，都想着等宽裕一点的时候再冲刺理想……但是这个想法是行不通的，当然我没当面说这个想法行不通，但是我心里知道‘喔，那你就没了’。在中国干电影很奇怪，不像在美国，在美国你可以开着出租车，你可以在餐厅打工，一边等着机会进这个行业，洛杉矶有几十万演员。在中国干电影如果你的信念不够坚定，你的考验和诱惑会大到让你回不来，感觉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现在这个行业给不是在聚光灯下、不是走红地毯的人的奖励不够，分配不公平。它会导致不是站在台上的那些人容易心态不平衡。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容易让人焦虑、焦躁。焦躁的原因很多，可能跟价值观有关系，可能跟整体文化底蕴有关系，跟我们现在过度的信息有关系；信息量过大，人人随时处在一种焦虑跟不上的状态里头，这都会影响我们的节奏感、安定感，因为你认定一个目标往下进行下去的过程是需要极度专注的，任何会破坏你专注力的东西都是恶魔。恶魔非常多，力量都很大。”

程孝泽执导的《近在咫尺的爱恋》是ECFA之后首部在三地同步公映的影片

　　北上？必须要过的一道坎

　　2006年，受冯小刚[微博]之邀，陈国富离开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区制作总监的职务，来到陌生的北京，担任华谊兄弟[微博]电影总监制并成功开发及监制《心中有鬼》、《集结号》、《李米的猜想》、《非诚勿扰》[微博]、《唐山大地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画皮2》等一系列电影。张家鲁也跟随陈国富从哥伦比亚转战内地。

　　张家鲁谈起“北上”并无太多愁绪：“倒也还好，那时候在台湾的状况电影蛮低谷的，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陈导是在北京扎根了，我是会在台北北京飞来飞去，感觉还没有那么大的改变，一年里一半一半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

　　而程孝泽这几年花了很多时间在北京：“我爸妈年纪很大，一开始也没有让我全部聚焦在北京，也是来来去去，但是陈导也有跟我讲，做电影，整个华语市场的环境，一定是内地，北京是一个主要的重镇。”

　　2010年6月29日，两岸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大陆全面开放进口台湾电影，程孝泽执导的《近在咫尺的爱恋》成为后ECFA时代首次在两岸三地同步上映的台湾电影，票房却并不理想。程孝泽认为《近在咫尺》虽然表面上在三地上映，但骨子里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很多电影都想这样做，效果通常是三地不讨好，真正反而会好的是专注做那个地方的故事，比如《那些年》就是。”

　　从《天下无贼》、《狄仁杰》、《梅兰芳》到《太极》三部曲，张家鲁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成功的编剧，陈国富认为是几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有天性，有训练，有他的这个人格特质、心理素质。有些剧本像最早的《狄仁杰》或者《梅兰芳》，都不知道写了多少稿，经常会全盘推翻重新来，就是他能扛得住。所以我觉得一个专业的电影编剧接受的考验不见得是个人才分，而是愿意为电影做出多大的牺牲，这个最重要。这些年来他如果想挣更多的钱应该去写写电视剧本什么的，但是他都没有，他愿意承受创作过程中反复的焦虑甚至被折磨，这需要一点信念，也清楚成就感来自何处，总的说就是他清楚他要干嘛。当我的伙伴这一点是很基本的，要有自知之明。”

　　Part3. 陈国富问陈国富——为什么一直要帮新人？吃相很重要

　　陈国富身上很有为人师表的气质，这在整个演艺圈都不多见。他的第一部电影《国中女生》便颇有点劝人向善的意思——一个离家出走误入歧途的初中女学生在挚友的感染和帮助下重归正途。有点讽刺的是，当时投资这部片的老板其实是有台湾黑道背景的，不知道这算不算陈国富天性流露。

　　陈国富不仅是张家鲁和程孝泽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和师父，作为华谊兄弟总监制的他，常常起用新导演、年轻的电影人，在创作上为其保驾护航，亦师亦友。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微博]告诉新浪娱乐，电影的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年轻的演员，比如冯绍峰[微博]等，都喜欢叫陈国富“老师”，而《太极》三部曲的导演冯德伦和主演袁晓超都是他举荐。在眼下“当好人”、“做善事”会不断被质疑动机的社会环境下，没有“回报”的“援助”似乎显得很可疑？

　　陈国富大概是娱乐圈回答问题最认真的人之一，常常会停顿下来思索，有个采访他的台湾记者形容说他脸上一直会露出“搜索中……”的表情。具备很好的文学素养和逻辑能力的他善于在回答问题时不断深入一层层解剖自己，随着解剖的深入他的思索时间也会变长，有时候看上去就像是自问自答一样。当有一些问题他觉得应该有更多或者更深的解释时，他会特别说明“这是我现在不花时间能想到的答案”。

　　“我不断会被问到你为什么一直要帮别人成就这些事情？有些时候我也觉得不公平啊，或者情感上受伤，或不懂得争取权益。不少人会来跟我推论这些事情，说 “你算法不对，说小心被过河拆桥，你利益没有最大化”什么的……

　　所以要回过头来检查的是是什么东西在支撑我往下走？这是很微妙的问题，如果我能够把这些行为合理化的话，别人就不用问了，因为他一定能够从你的所得里看得到。我到现在也不确定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我，当然我也不觉得这些行为特别崇高。我自己可能有一种价值系统吧，比如我很重视品格。我举特别形象化的例子，今天大家都特别饿，有人端上来一盘食物，你会看到不同的吃相，是什么在决定我的吃相？可能是自尊心、可能是对美感的追求，这就是一种价值观吧。我也跟别人一样，我会饿，我需要食物，但我怎么吃也同样很重要，我不能作我自己觉得是丑恶的行为。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界限，这个界线会管理你很多的行为。不用给我惩罚，也不用耻笑我，我自己会看到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我认为的底线……大概是这样吧，我不知道再往里是什么了(笑)。

　　从以前拍电影我就一直在用新人，《征婚启事》的时候，我的摄影、造型、美术，都是第一次拍电影的，我当时已经拍第三部电影了。可能我以前没有现在资源那么丰富，所以没有现在这么显着。

　　你说我多么的算计吗？当然不是，但是你说我帮助新人吧，也没那么了不起，就是我愿意赌在他们身上吧，这是价值观决定。比如我要做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不能找一帮人过来而明知他们做出来的事情一定不特别，虽然他们背后挂了琳琅满目的资历背景，我需要对作品的结果有特别的想象。但这种想象不一定放在新人身上，我也可以对徐克有这种想象，但更多的时候，一些急需进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更愿意拼命。我骨子里有点叛逆，这直接影响我怎么选择类型，选择工作方式、选择工作团队，我不信那种已经摆好架势、码好的方程式。

　　理由或者回报？我的理由就是我的直觉啊，没有别的，就是我跟这个人坐下来，哪怕一晚上他没跟我说话，他跟别人说话，我也能感受到一种波动吧，我相信这种直觉。我不一定对，回过头去检查，也可能栽过跟头吧，但大部分的时候我相信这样的动物本能，而且我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不仅是工作的乐趣还有生活的乐趣。我其实不需要别的理由了，不需要去算计他以后怎么回报我，因为他已经给我了，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我对于他的工作能力的判断，然后这些起码的价值观跟我有没有契合度，这些都会影响作品的结果。

　　就像冯德伦，我不是一路上毫无疑虑的，因为过去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工作的过程。那么大的一个电影，跟我看到《精武家庭》差距那么大，他怎么去完成？我不晓得。你说我忐忑吗？我是的，但我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直觉还是对的，既然大多数时候都对那不就跟买彩券一样继续买呗(笑)。

　　（谈张家鲁和程孝泽）不是上下级，更像朋友、家人，也当过他们的老师，他们老师也叫习惯了，我就继续演吧。但我跟他们生活是打成一片的，如果说能一起工作、和平共处，并且很愉快的话，那我应该感谢他们，我们跟家里的人有时候都还闹别扭(笑)。我跟他们有时候甚至都要住一起的，不容易。

　　我很少在专业上去说他们，我觉得那种学习靠的是长时间的磨合，耳濡目染，那种交流要通过很多实务工作来进行。如果讲道理有用的话，课堂上早就造就了一大批很棒的电影人。但是生活上我说他们是比较狠的，那时候就有点像长辈和晚辈。

　　(他们好像把你当作一个标杆？)我进这个行业的时候是跟侯孝贤他们在一起玩，我没有跟他们一起拍过电影，直到现在我还是把侯孝贤当作对我影响很深的人。他对我的影响更多不是在创作上，而是我看到他是怎么过日子的，这种接触给我很大的启发，当然我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多的况味跟侯孝贤还是有区别的。同样的，我的核心价值观也会影响阿鲁、孝泽、或者其他更多的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剪接师、制片。这是最老式也最有效的师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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