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吴天明治丧委员会将灵堂设在了吴天明在天通苑的家。记者昨日中午一点半赶到现场，吴天明生前好友兼工作伙伴林老师负责接待。记者看到，灵堂由客厅改置而成，约40平方米的空间显得略微有些拥挤，大约有十来名亲朋好友前来帮忙，有家属躺在房间里的床上休息。

　　由于时间匆忙，记者赶到现场时，灵堂里的遗像和鲜花已摆放完毕，但挽联还在撰写，并未挂上。吴天明导演桃李满天下，不过记者了解到，截至记者到现场时，还没有影视界大腕前来吊唁。事实上，北京的灵堂名义上谢绝媒体进入采访，更不允许拍照，负责接待的林老师表示，会将现场照片发给记者。

　　记者进入吴天明家中，就看到一旁的展示柜上摆满了他生前所获得过的诸多奖杯。随后记者被请到一旁吴天明生前的小工作室里休息，这里摆满了用于追悼的物品。

　　林老师透露，遗体告别仪式将于3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他透露，“吴导生前还在为新戏忙碌，有人要投资他的新戏，吴导正忙着创作剧本。临走时他还在为自己量血压，前几天他量血压正常，心跳不正常，几次测量都显示心肌紊乱。女儿曾催他去看病，他认为没问题，就没去看。3号晚上他还在看奥斯卡颁奖礼，还在修改剧本。4号早上他量血压，血压很低，心动过速。当时，女儿不在身边，他感到很不舒服，就打电话给助理，助理一边赶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考虑到救护车到了也开不了门，助理又报警叫消防车，后来是消防人员把门打开的，但此时人已经不行了。”

　　据悉，昨日演员吴若甫第一个赶到吴天明导演家中吊唁。昨日下午，导演顾长卫[微博]与何平[微博]一同前往家中讨论治丧的事宜。昨日傍晚6点半，张艺谋与友人也赶往现场慰问家属。

　　本报驻北京记者林树京

　　西部电影集团设追思堂

　　西安各界人士纪念吴天明

　　昨天，西安，西部电影集团办公楼的二层设立起了追思堂，来自吴天明曾经创造辉煌的西影厂的单位老同事，以及西安各界人士纷纷在追思堂前献上一朵黄色的菊花，追思这位曾经为中国电影做出非凡贡献的电影人。

　　追思堂内播放着吴天明与滕文骥所导演的电影《生活的颤音》的主题曲——《抹去吧，眼角的泪》。

　　和吴天明从18岁开始就在一个演员队里的邱渝贞说：“去年他过生日我们还在一起聚了，今年春节我们也聚了，他工作很忙也很累，气色不好，我给他说过，但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强壮，没有想到……”西影厂的老职工秦林堂在人群中抹着泪，他问记者，“你们去北京吗？替我向吴厂长的夫人问个好。”同样是老职工的高冠霄看着吴天明的照片，伤心地单腿跪下。西影厂导演何志铭一直在追思堂现场忙着布置，他说西影厂在吴天明时期就如早期的秦国，“小厂志气大，非要弄成事，他一心为公，才会在西影厂有这样好的口碑。”正在生病的吴三大对老友的离去很悲痛，“《老井》和《人生》片名都是我写的，我和他共事多年，当年还一起去上海看样片。他值得我们深切地悼念。”

　　作家莫伸因为有事，特地请妻子一早就赶到追思堂表达自己的哀悼。1984年，还在铁路局工作的莫伸经路遥介绍，被吴天明调到了西影厂，还为他解决了房子问题。“他很重视人才，很快帮我办了手续，很快给我分了房子，当时这房子在铁路局算是局一级领导才能住上的房子。”

　　易俗社社长惠敏莉因参加活动无法分身，特意让同事送去了哀悼花篮，她说：“吴导作为老一代电影专家，非常有亲和力，他对秦腔情有独钟，也曾想拍一部百年易俗社的电影，我们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他对艺术的见解让我深受启发。他对乡音有灵魂深处的感情，拍《百鸟朝凤》还让我帮他寻找唢呐艺人。1月份我还请他给我们举办的活动讲了自己的感受，痛失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师，让我非常遗憾和惋惜。” 本报记者谢勇强

　　吴天明生前最后一部影片《百鸟朝凤》将尽快上映

　　前天，曾经执导《人生》、《老井》，让中国最沉默的农民走上大银幕的第四代名导吴天明，因心梗突然离世。回顾他的一生，他的人生还有些许遗憾。去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武汉举办，开幕式放映了吴天明执导的《百鸟朝凤》，该片后来获得评委会特别奖。但谁也没想到，在这次电影节上小规模放映后，《百鸟朝凤》自此封存，并未得到在全国院线公开上映的机会。

　　该片歌颂了民间艺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全片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作为情感发展线索，师徒之间不是父子胜似亲人的真情感人至深。关于吴导的最后一部作品《百鸟朝凤》是否会上映？会在什么时间上映？记者联系到了曲江影视集团总经理贯钊一，他告诉记者：“其实在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研究这部片子的上映问题，包括最近也在一直说这事，我甚至联系了国外的发行公司。原计划最晚会在今年的5、6月份上映。”不过，吴导的去世让所有的事情计划发生了变化，为了尽快弥补吴导的愿望，贯钊一表示，“我们会尽快让《百鸟朝凤》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本报记者田佼平

　　如果没有吴天明第五代导演的命运可能被改写

　　吴天明常说，自己是沾了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后辈的光，“当时我只是利用自己的能力，支持了这些年轻人一把，仅此而已，他们后面取得的成就与我无关”。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吴天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命运可能将被集体改写：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也许因为资金紧缺而暂停，顾长卫、黄建新们则得在摄影和场记的位子上苦熬数年。吴天明让这些年轻人在充满创造力和激情的年月里，将青春奉献给电影事业，其魄力与胆识，无人能比。

　　凑钱帮张艺谋种高粱帮其家人解决工作调动

　　吴天明准备拍《老井》时，借调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摄影师张艺谋来掌镜。吴导生前在采访中曾说，“当时选张艺谋演这个角色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因为找不着能来演孙旺泉的演员。找的那一个个演员都是白面小生，白白净净的不是太行山里的感觉。虽然说张艺谋也不够瘦，但他有那个线条，就像兵马俑的感觉。所以我说，‘哎，咱们就照张艺谋的这个样子选吧。’后来派了两三个组出去，拿回来一大批照片，还带了十几个演员回来，但没有一个是我心目中的样子。所以我就说，让他来试试。”

　　吴导觉得张艺谋有一股钻劲，于是，张艺谋就从摄影师直接变成了男主角。后来吴天明还把张艺谋送去太行山体验生活，每天背石板，早、中、晚三趟，两个月张艺谋就掉了22斤肉。张艺谋也不负众望，凭借《老井》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和“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连获三个影帝。吴天明还曾在采访中透露过，张艺谋演《老井》的片酬是500元，在当时已是“高额片酬”。而《老井》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吴天明就基本确定了以张艺谋为主的《红高粱》拍摄班子，这在当时可谓是撼动了经年不变的选拔机制。据悉，摄影出身的张艺谋拿着《红高粱》的剧本，说烂嘴皮子也没人敢出钱投资。为了拍这部电影，张艺谋还要在地里种一片高粱。

　　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当年的吴天明对年轻人十分支持，“我要拍《红高粱》的时候，当时电影批文还没下来，但种高粱的季节眼看就要过了。”吴天明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道从哪里凑来3万元钱，二话不说就塞给张艺谋，对他说：“艺谋，你先去种高粱，有什么事我担着。”张艺谋说3万元在当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没有他，就没有那片高粱地，也就没有《红高粱》。”正是有了这笔钱，《红高粱》才能顺利开机，后来，吴天明觉得《红高粱》很好看，就送去报名参加了柏林电影节，结果这部电影摘得柏林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年轻的导演张艺谋也凭借此片一鸣惊人。在生活上，吴天明也为张艺谋解决了当时妻子的工作调动、分配住房等诸多问题。

　　资助陈凯歌拍摄《黄土地》亲自举牌子宣传《孩子王》

　　吴天明通过张艺谋首次认识了陈凯歌，在生前采访中，他曾对记者回忆两人极富戏剧性的初次见面：“在拍《人生》外景的时候，张艺谋、陈凯歌、何群3人拄着拐杖来了，说是给《黄土地》采景，没有钱了。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3个人找过来说饿得不行，我就赶快给他们备饭，聊起来才知道他们缺钱。我就让摄制组拿了两三千元给他们，又把剧组一辆吉普车调出去给他们用了一个多星期。”

　　1985年，中影公司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电影展。影展期间，吴天明指出中影公司一统天下的发行体制应该被打破，这让中影与西影的关系陷入了不愉快的氛围中。因此，陈凯歌执导的《孩子王》受到“殃及”，未被列入参展影片目录，西影决定自己为该片召开观摩会。吴天明看到外国片商们那时正在中影的院子里吃饭，就让人把《孩子王》的放映时间、地点用英文写在纸牌上，自己举着牌子依次走到每张桌前。最终，他顺利地推销了《孩子王》，14个国家购买了《孩子王》的发行权，是那次电影展卖得最好的影片。昨日，陈凯歌通过媒体表达对“伯乐”的哀悼之情，并表示吴导在担任西影厂厂长时，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至今难忘。

　　何平、顾长卫、黄建新都是吴天明一手提拔

　　“电影是个年轻人的艺术。”吴天明生前经常这么说。出于这样的信念，他打破了电影厂多年来论资排辈的传统，将没有上过大学、当时还在当编导助理的何平调到西影厂，催生了何平的代表作《双旗镇刀客》；将当时还是场记的黄建新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了一两年，回厂之后就以一部《黑炮事件》一炮打响。黄建新在受访时说过，一般一个年轻人必须从场记、副导演做起，熬个十年、八年才能当上导演。“没有他就没有我第一部电影”。

　　同样因吴导的重用少熬很多年的还有顾长卫。顾长卫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是从摄影助理做起，通常，从一个摄影助理到摄影需要很多年。吴天明担任厂长后着手改革，让有才能的年轻人很快得到重用。之后，毕业不过两年的顾长卫就开始与陈凯歌、张艺谋等导演合作，为《孩子王》、《红高粱》等电影担纲摄影。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