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资料图)

　　南方都市报记者 颜亮 李昶伟 实习生 朱人奉 吴书崎 陆璐

　　1985年5月23日，第五届金鸡奖在成都颁奖。当天下午，在四川大学有一场电影《人生》的公开放映，谢晋、吴天明赶了过去。

　　台下聚集了约一万两千人，都等着看片子。突降暴雨。按理说，这时人该散了，没想到一个人都没走，都要看吴天明的《人生》。

　　这部根据路遥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让学生们兴奋不已，最后竟自发喊起“电影万岁”、“《人生》万岁”，甚至还有人大喊“吴天明万岁”。

　　当时，61岁的谢晋在台上对学生们说：我去过世界上很多的电影节，再伟大的电影节也不过如此。

　　吴天明在台上没有说话。《人生》是他的转折点，在以导演身份获得肯定与赞誉的同年，他走马上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拉开了电影传奇时代的序幕。

　　2014年春天，在吴天明遽然离世后，西影厂、“第五代”的光辉岁月反复被忆述、咀嚼。面对并不久远的往事、那个“电影万岁”的时代，吴天明被深深地怀念。他的名字背后，是不可复制的年代背景和创作自由，以及中国电影人已逐渐消逝的赤诚与荣光。

　　走马上任

　　“吴天明的思路非常明确，希望能快速培养一批新人，将政府模式下的文艺衙门改成创作基地。”

　　就在《人生》的拍摄片场，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西影厂”)的厂长。此前他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

　　当时中国一共有11个电影制片厂，其中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是行业龙头。西影厂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

　　现年76岁的邹人倜，1976年分配到西影厂特效车间。他记得，由于西影厂主体建筑几乎都是“大跃进”时完成的，经常需要修修补补，搞得到处坑坑洼洼。

　　提到这段“前西影厂时代”，几乎每个西影厂人都会谈到“箱子的故事”。

　　有段时间，西影厂的拷贝数量排在全国倒数第一，职工很自卑。这“垫底”甚至让制片主任上街都刻意把盒子上“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字样盖住，生怕被人看到。

　　直到“文革”结束，时任西影厂厂长的田炜主导了变革，促生出滕文骥和吴天明合拍的《生活的颤音》(1979)以及轰动一时、成荫导演的《西安事变》(1980)，让西影厂地位有所改观，也培养出一批电影人才。

　　但不久后，田炜因胃癌去世，西影厂接连换了几任领导，一直未有大的起色。1983年，陕西省委组织部到西影厂进行了数次民主测评，选拔新一任厂长。邹人倜参加了这些测评，最终吴天明得票最多。吴天明人缘好，专业水平更是过硬。1983年，由他执导的《没有航标的河流》获得了第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西方中心奖。这是西影厂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

　　吴天明生前接受采访，曾谈到自己接到任命时的忐忑。他当时带着《人生》剧组远在银川。路遥也在。吴天明问路遥，这个厂长怎么当？西影厂一千七八百人，加上家属有六七千人，这可咋办？路遥告诉他，回去后一个月不说话，上午睡觉，下午开会，让他们汇报工作，晚上接着拍戏。

　　吴天明这么坚持了一个月，得出的结论是，中层干部平均年龄太大，管理层太过老气。于是召开大会，大刀阔斧宣布将所有中层干部免职，优先提拔年轻人。

　　这次大动作，让邹人倜被提拔为特效车间主任，而35岁的柏雨果从宣传处干事提拔成了新成立的宣传发行处的处长。

　　吴天明免掉了所有的副厂长，仅从各部门提拔了四个厂长助理，分管宣传、对外媒体发行，国内外结算、洽谈协议，日常管理和剧本筛选、生产制作。这四个人被西影厂人称作“四虎将”。柏雨果是其中一员。

　　“当时这个班子特别朝气蓬勃，但压力也非常大。”柏雨果回忆道，后来《老井》开拍，厂党委会和厂长办公会几次都安排在《老井》外景地吴天明住的农家小院的热炕上。

　　有了一个强劲稳固的领导班子，吴天明开始有条不紊地打起了组合拳。

　　1983年12月19日的厂务会议中，宣布评选先进、晋升一级浮动工资。

　　1983年12月30日的厂务会议上，鼓励职工报业余大学进修，并报销学费和交通费以及自行车保养费。

　　1984年2月13-14日召开厂务会议，规定导演可以带着剧本和摄影、美工一起下生活，以提高剧本质量。

　　“吴天明的思路非常明确，他就是主动出击，希望能快速培养一批新人，改变电影制片厂管理的模式，将政府模式下的文艺衙门改成创作基地。”柏雨果说，最多时有一百多名年轻职工出去进修，有些部门外出进修较多，在家里上班的人便主动承担起全部工作。

　　这些政策，很快便给吴天明带来了“可靠”的收益———西影厂在极短时间内便拥有了一个年轻、完整、成熟的创作团队，为之后西影厂的“井喷”打下了基础。

　　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作为厂长的吴天明：西影厂究竟应该拍怎样的片子？

　　成长壮大

　　在吴天明看来，西影厂既要生产“要钱的”，也得生产“要脸的”，在国内国际争到西影厂的一席之地。

　　1983年，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上映。这部以华北平原为背景的抗日剧，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张艺谋以摄影师的身份出现在这部电影中，他对画面造型力度和象征性的追求从这时已为人所注意。

　　当时张艺谋、张军钊、何群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都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西影厂没“捞着”什么人。吴天明关注到了这部电影，以及从电影学院刚毕业的这批“娃娃”，尤其是张艺谋。

　　1984年，陈凯歌被借调到广西厂，开始跟张艺谋、何群筹拍《黄土地》。他们到陕西选景，没想到半路车坏了，也没钱修，于是经人介绍找到正在拍《人生》的吴天明求援。

　　吴天明接待了这三个年轻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不仅给他们安排一辆车，还给他们加满了油。

　　“吴天明当时就跟张艺谋说，能不能拍完《黄土地》之后，帮西影厂也拍一部戏。因为都是陕西人，张艺谋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下来，这才有了之后的《老井》。”柏雨果回忆。

　　1984年3月5日，吴天明召开了1984年度创作会议，邀请了包括钟惦棐、郑洞天在内的一批专家到西影厂来研讨。座谈会上，钟惦棐看了《人生》的样片后非常激动，尤其是对包着白羊肚手巾的陕北老农特别钟爱。

　　“当时钟惦棐就提出说，我们西影应该发扬西部的地理和人文优势，拍摄出一批有西部特色的电影，这也是西影的重要使命。”柏雨果说，当时这些话把吴天明一下点醒了。

　　“我们马上就开始研究西部片怎么拍，怎样才能反映中国大西北，这块黄土高原上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们人生的境遇和生命状态。但是这些东西该怎么起步？如果你要拍这种西部片，你必须得培养你的创作人员，业务人员，对这块土地要了解，有感情，不然你怎么拍？”吴天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采访时曾谈道。

　　“当时来不及也得培养，除了那些上大学的，我们创作人员，每年组织一到两次采风，沿着黄河一路上，了解风土人情，搜集民歌，弄了两三年以后，大家对这个题材慢慢开始有兴趣了。至于创作力量不够，我就从外头借，像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这些都是别的厂培养好的，有了苗子，干嘛不用，都请来。”

　　有了吴天明，西安一度成为“第五代”的“延安”。当时何平被引进到西影厂后，甚至把自己的户口也迁了过来，以表示自己的决心。有了年轻导演的加入，西影厂的拍摄主题，也迅速从西部片扩散出来，变得更多元。

　　“在1980年代初，要做到这一点真是很不容易。”电影研究学者石川说，在当时，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如果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拍片，当时上影光是名导演就有四五十个，怎么轮都轮不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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