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我正拍《李卫辞官》呢，收到我那个经理人妹妹保佩的电话， “告诉你一个消息，霑叔没了。”
“什么? 谁没了?” 其实我并非没听清楚，只是我不希望我听到的是我听到的。
“霑叔，黄霑。”保佩重复了一遍，“他今天早上走的。”
我一个早上都在那儿想着慌写点什么纪念他。
或许我该抄一遍《心经》送给他，很多年前我在《戏非戏》那本书里写过他一段——熟读心经的黄霑。
尽管他不肯认我这个徒弟，但事实上我在写作这条路上，他还真的是唯一指点过我的老师。
缘起是在《唐伯虎点秋香》的时候，在戏里我是精通武功的华夫人，他就是那个遇到大小事都躲在我裙子底下的华大人。
我那时在香港好几张报纸有地盘，所以拍不到我的时候，就在化装间赶稿子。很快我发现到化装间里早就有一个人在那儿爬格子了，那就是黄霑——霑叔。
我在那儿费煞心机地作磨着怎么去修饰词句，他却是一下一张，一下一份，好像笔到了他手底下就特别听使唤似的。
他这时候点了我一下，教我了一招：“用‘心’来写，只要你用了‘心’了，你就不会让你的笔停住了。”
接着他还告诉我，最盛时期，他每个月的稿费到十万港币。
这十万港币的数字果然吸引了我，我那时候在想，用不着十万，有五万一个月，差不多就等于五六千美金了，那我就用不用千里迢迢，离开孩子们只身跑回来讨生活了。
当然我从未有过这种奇迹出现，但是就是因为他那一句用‘心’来写，让我迷上了涂涂写写，却也很可能就因为我真用了‘心’，吓得霑叔不敢认我这个徒弟。
1998年“明窗”为我出版我第二本散文集《戏非戏》的时候，我找霑叔帮我写“序”，他看了我几遍文章后吓了大跳，他对我婉转而言：“没想到你这个女侠，‘笔’比‘剑’还利啊。”
我不怎么服气，“是你教我的，用‘心’来写，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心里想说的，直言道了出来罢了。”
事实上一直到今时今日，我还是放任着我的笔，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难道是我曲解了霑叔的那个“心”意?
我最后一次见霑叔，是今年的元旦，我们同时被《南方都市报》请去广州参加读者联欢活动。我们同一班火车去，他的妻子伴他同行，看他们恩恩爱爱像是去渡蜜月似的，我没上前打扰他。下了车后，他妻子先回了酒店，我们却分秒必争赶往现场。不过我们倒是谈了几句，还谈到了我的文章。
“我们现在可是邻居呢！”
我一时没缓过神来，他这个‘邻居’是指我们在《南方都市报》上，他接下去告诉我，他期期都有看。
我不知道他会在看，马上在想自己这些日子里乱七八糟的，都写了些什么了?
“我给你提一个意见，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
高人又肯指点了，我怎能轻易放过，“当然，当然，您说。”
“既然写的是散文，八百字就八百字，就不该连载，得每天一个题目，就算是同一个事件，你也得让当天头一次读你文章的人，不会一头雾水的。”他又补充了一句，“事实上这要比连载写难多了，但却可以帮助你的写作。”
这一刻，我遗憾的不止是“邻居”搬了家，而是少了支，比剑更利的笔！郑佩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