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酒吧还没有关掉的时候，我在那里遇见了《任逍遥》的男主角。有演出，人多到连窗台上都是，差不多一半都是地下文艺圈的夜生活战士。电影里的惨绿少年精神抖擞，从摇滚乐手、作家和浪人中挤过来，握手。贾樟柯讲过他的故事：“我让他唱《任逍遥》，可是他说我能不能不唱这个，我喜欢的是摇滚乐。”
整个90年代，年轻人酝酿着想要崛起，他们需要自己的一套——言语、服装、音乐
、娱乐，甚至哪怕是一个反叛的动作。这是所谓“打口的一代”。因为清理库存而打口的磁带和CD，被当作塑料原料买下来，运到港口，再被地下唱片渠道挑出来输送到全国各地，人们贪婪地搜寻着这些不可能通过政府和商人得到的资讯，音乐、文学、电影、暴力和色情，以及日本式的感伤的漫画。从摇滚乐和punk的愤怒的中指，到岩井俊二无以名状的失落，这里面是一个90年代的进化史，是颓废青年开头、所谓小资文化泛滥的过程，挣扎和反抗的大声音，终于在自恋、感伤、迷蒙的小地方开始分化……而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电影什么事。
从英国的Transpotting到香港的《香港制造》，从日本的《梦旅人》到台湾的《青少年哪咤》，2000年前后，盗版VCD和烧录盘终于普及了一个缺失的青春。在此之前，大陆年轻人可能只看过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可那是另一个时代的另一回事，没有自恋的哭泣，没有荒谬的死亡，没有任性的诗歌，只有一个成功人士的完美回忆。毫无疑问，Transpotting是地下青年的圣经，那一年，也正是外省地下乐队爆发的一年，人们不顾一切地发出声音，带着同样的自我蔑视和愤怒。但随后，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岩井俊二才真正展开了对青春的认识，经历了盗版VCD和盗版DVD两个时代的他，已经夹带着小小的暴力、小小的绝望，成为经典的城市青春抒情方式……遗憾的是，他的中国学徒们，只学会了拍更难看的MV和偶像剧。
当盗版《任逍遥》畅销起来的时候，那种破损、草率的青春，才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这个混乱的发展中国家，贾樟柯因为有根，而避免了误闯时尚的土鳖之路。看看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吧，在记录片里，《铁路沿线》是外省铁路边的流浪儿，《纸飞机》是使用硬毒品的第一代北京朋克，《我不要你管》是夜幕下的三陪小姐，《自由的边缘》是没有青春的贫穷的外来摇滚人，他们和新闻联播里欣欣向荣的同龄人不一样。王小帅可以通过《17岁的单车》来完成一个小知识分子对底层少年的想象，但那只是想象；吴楠的《想去哪去哪》也和《任逍遥》一样，牵涉到了无知的犯罪，和对改变生活的渴望，但她和王小帅一样，既没有自己的青春，也无法接近别人的青春。
我不是说只有过危险的生活(一如福柯所言)才算是青春，但2直到今天，主流(包括主流未遂)电影里的青春，也很难摆脱以往的虚假和矫情。2004年，出现了臭名昭著的《时差七小时》和所有人都看好的《孔雀》，如果说姜文式的壮观需要一种个人化的颠覆，那么顾长卫的《孔雀》依然是视角和色调的转变，依然是回忆，而不是语法的革命，更不要说对今天的忠诚。但生活的语法已经潜移默化，有人在尝试用恰当的形式去表达，《我们害怕》、《不回头》、《过年》、《黄石大道》，这都是不成功的电影，但他们不算离谱。作为一个朋克乐手的第一部短片，《不回头》用近乎沉默的方式描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少年，他总是找茬，并被殴，他不爱说话，这电影也不爱说话，《任逍遥》也不爱说话，在沉默的青春里，青春电影都不爱说话，滔滔不绝的，只有刚减完肥但胡子碴还没有刮干净的成年人。
成年人回忆，而青春被挤压，被故意遗忘，甚至被当作文化或商业上的另类资本。2000年以来，摇滚乐文化作为青少年亚文化的第一片土壤，在生活中扩散生根，以一种反偶像、反时尚、拒绝张扬的方式叛逆起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底色。《任逍遥》里面，的确没有摇滚乐，但它具有中国摇滚式的压抑、倔强和粗糙。相比而言，90年代，管虎、张元拍过的摇滚乐，只能说是贩卖青春。
从电影语言和内容上看，贾樟柯和其他这个时代最酷的人，都具有一种被迫的、土鳖的酷。和被眺望的岩井俊二相比，我们似乎只能这样酷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