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易中天(blog)的《品三国》大热。很快就有论者在追究易中天的历史态度——历史一旦被戏说，真相还能保留多少？马上又有论者为之辩护：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一向不都是把它当作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女孩的嘛？为什么易中天就不能把戏说历史看作是一种同样属于自己的文化权利？
其实我们拿历史自娱娱人已经很久了。当年轻的一代开始掌握了文化的话语权，他
们已经越来越习惯把历史当作一种甜且易化的消费品，一种提供欢愉且仅仅提供欢愉的文化资源。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娱乐大潮中，“娱乐”这一词组逐渐取得了这样的地位：一切文学艺术的欣赏活动都概括地称之为“娱乐”，而娱乐之外的文学艺术是稀奇古怪的、甚至是落伍的行径。
日前，几部以悲剧意识为主旨的电影上映。在美国，奥利弗-斯通根据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拍摄了电影《世贸中心》。即使是《纽约客》这样的杂志也号召抵制这部电影，而有报道说纽约人拒看《世贸中心》。
当然，《纽约客》不等于全部媒体。所谓“纽约人”这样的说法常常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纽约人。我不认为这些抵制和拒绝就相当于给《世贸中心》贴上了一个坏电影的标签。不如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留在人们心中的伤痛太深刻、太难以忘怀，亲自去重温那场世纪浩劫怎么可能？时间离得还是太近了，才刚刚过去5年，为什么要去把刚刚愈合的伤疤揭开呢？
然而，我们同样能够理解奥利弗-斯通。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5年已经足够漫长的了，瞬间就会有隔世之感。我们还能理解奥利弗-斯通的是，他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他相信拍摄一部电影来重现往日历史事件是绝对必要的。更何况，奥利弗-斯通指出，《世贸中心》并非强调恐怖氛围，而是弘扬英雄气概。
在美国的电影文化中，奥利弗-斯通的举动绝对谈不上离经叛道，不如说恰好相反，美国人一向都擅长拍摄历史悲剧，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美国虽然贵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它拥有无数先进的科技文明与各种文明，但它却又是一个罕见的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国家。他们的电影人拍摄过多少反映天灾人祸的电影，他们的电影人几乎穷极一起可能发生的危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泰坦尼克沉船事件，他们拍出了史诗般的意味。而类似《后天》这样的电影，他们告诫世人，如果听任环境恶化，后果可能将会极为惨烈。
这些美国的电影人敢于正视历史悲剧、敢于直面人生困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信仰。他们并不为了表现灾难而表现灾难，他们永远会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塑造英雄，塑造一种能够摆脱困境、战胜困厄的英雄气概。奥利弗-斯通这一回的电影也不例外。
在俄罗斯，他们的电影人也拍摄了《生死倒计时》。2002年10月发生的“莫斯科大剧院人质事件”曾经震惊全世界。这同样是莫斯科人的心头之痛。不过，跟《世贸中心》的拍摄不一样，《生死倒计时》却是在俄罗斯总统的指示下拍摄的。而且，它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更近。莫斯科人没有拒绝这部电影。
这部正在中国各地上映的电影同样呈现了危机，同样塑造了英雄。但更重要的是，它正视了最近的历史，重现了这个历史，他们的电影人没有把这个电影的课题留给自己的后代。
与此同时，我们将看见了自己的历史电影，这就是《东京审判(blog)》。60年前的那场跨年度的大审判，现在的人们还知道多少呢？有关历史，我们遗忘得太多了。在我们这个产生过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国度，在我们这个一向有着优秀的史学传统的国度，我们这些后人的史学能力似乎已经大踏步的退化了。有太多的历史还等待着人们去再现，在这方面，电影和电影人的负债似乎又格外大一些。即使现在所谓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及《夜宴》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历史，但它们都不能够算是历史电影，它们大概亦将无法提供任何悲剧意识和英雄气概。好在就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东京审判》这样的电影，而此前，有关这部电影的一切，极少听人谈及。
发生在60年前的《东京审判》将会如何在银幕上呈现，这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还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电影的导演高群书(blog)的拍摄思想，那就是，把历史的真实再现出来，把当年的史料形象化。他甚至把这部电影当作资料片来制作——粗粗听起来，这样的观点不仅是平易的，而且也可能是平庸的，但内中其实大有深意。
在当下流行的历史叙事以及过去盛行过的历史叙事里面，人们加进去了太多的东西。因此，还原历史的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做减法，把娱乐拿掉，把概念拿掉，把意图拿掉，竭尽全力还原历史真实。高群书向人们阐述了这样的导演思想。这样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电影，日本人也大感兴趣。
我们将在银幕上看见一些跟历史相关的叙事。而且，这一最近的电影叙事可能不那么娱乐、不那么概念，这些叙事并不允诺浅薄的欢愉，它们竭力要完成的任务仅仅是告知，这使我们觉得可以有所期待。王绍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