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诺埃尔搬了家，把新房子称作“Supernova Heights”。“当我住在樱草花丘的时候，我一直奉行着所谓的开放政策。因为自己之前靠救济金生活了那么多日子，现在呢，我却住在伦敦的大房子里，这就好像是做梦一样。有次颁奖，我得了个什么奖项，那是当天最后一个奖，估计我有点晕头了，于是我当场宣布了自己的家庭地址，说‘大家一起来玩吧。’于是那天，颁奖典礼上的很多人都跑到了我这里，这其中还包括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英国著名足球运动员)。那天玩得可真尽兴，闹腾到最后，警察都找上门来了。”

　　工党执政以后，诺埃尔还被请到了唐宁街去庆祝这个胜利。托尼·布莱尔好像很希望自己看上去可以同这群代表着流行文化的艺术家们打成一片的样子。“阿兰-麦克吉(Alan McGee)，我们的经纪人跟工党那边挺熟的。有次他对我说，他们想见见你呢。当时我的反应就是，他们当然会想见我喽，谁又不想呢？怎么说吧，当时自己还保持着1994年以来的那种心满意足感。”

　　难道他对支持布莱尔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疑虑吗？“至少还不是那种，好像非要推翻某人不可的疑虑。”他说，其实大家只是都有点飘飘然了而已——布莱尔觉得自己是肯尼迪，而他们呢，他们以为自己是

　　于是，《Morning Glory》热卖之后，麦克吉就真的给他买了辆劳斯莱斯，他们一起坐着它去了唐宁街。没错，他们当然要这么做。“因为那看上去很有象征意义。麦克吉以前在格拉斯哥的铁路上工作，而我则是在曼彻斯特的建筑工地工作。现在呢，我们都开得起劳斯莱斯了，而且还是坐着它去唐宁街。这离我们签约，也就仅仅是四五年的时间而已。”诺埃尔不愧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眼下，在叙述这种古老故事的时候，你依然能感受到他当时的那种惊奇感。“我在那里看到了Piers Morgan、Pet Shop Boys(听歌)、Ross Kemp、Lenny Henry……很多人。其实，那一点也不酷。”从那以后，人们就没有停止追问过他，当时那样做，到底对乐队有什么帮助没有。不过，对诺埃尔来说，那只不过是当天晚上的开端而已。“我们离开那里之后，又去了其它地方，然后又连续换了几个地方。最后，我们去了某人家里，在那一直呆到早上七点钟。正好赶上在新闻里看到那个唐宁街的消息。”

　　虽然到了后来，诺埃尔说，工党也开始滥用职权，但他依然不想反对他们。“不管布莱尔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因为有伊拉克问题上的错误判断，人们通常还是会把他的功劳忽略不计。但他实施了最低薪金的措施，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是个很伟大的改善了。”他表示说，自己永远也不会为保守党投票的。那如果工党提高了有钱人的税收，他还会继续支持他们吗？“当然，这还用说嘛。”于是，我提醒他，还在七十年代的时候，税收涨到了98％，当时很多明星都选择离开英国了。“如果我为了逃避税收问题离开英国，那还是挺让人心情沉重的一件事。不过，如果你赚了一英镑，却要交出98便士，那的确是很不能让人接受的。”那税收比例到底多少才叫公平呢？“嗯，我想我愿意付40％。不太清楚，或许，应该是50％？”考虑了一阵子，他还是觉得，50％是最合理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