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不玩微博，但是偶尔会潜水去看看朋友的，前段时间他看到俞心樵的一条微博，忍不住念出来，“有时候照镜子，我真想和镜子里的人拼命！”他很喜欢俞心樵的这条，“你看，多有意思的语言，简单直接，后面又很有力量。”

　　“嘿！崔健！”陈丹青看到是他，走了过来。两个人就站在角落里聊天。两人有段日子没有见面了，从年龄、婚姻一路聊到他的歌曲。

　　“我一直不知道屌丝是什么意思？”崔健问。得到答案之后，他还是有点疑惑。“从字面上来看，这不是一个很脏的词么？”

　　陈丹青接过话来，“屌丝就是一无所有的人，《一无所有》就是一首正宗的屌丝歌！你当年的那些歌，都是屌丝歌，都是唱给他们听的！” 所有人都笑了。

　　崔健觉得挺高兴，他怕别人给他戴高帽，这使得一旦谁让他评论个什么，似乎他就站在了一个特别的高度。

　　“我们关心自己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普通人的权利。”

　　崔健喜欢那种和大家在一起，住在四合院大平方的感觉。

　　崔健看书不多，而且很慢。他较真，必须一个章节翻来覆去要看得很明白了，才能开始看下一章。他甚至自认“和那些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比，我简直就是一个文盲。我是一个用耳朵和眼睛去捕捉知识的人。”

　　他爱看余华的《兄弟》，姜文的《鬼子来了》。也许是因为一开始他就被供在了神龛上，有一种害怕自己触不到地面的深深恐惧，所以那些从地里刚挖出来的，新鲜的还带着泥土气的东西，才能让他感觉是脚踏实地地站在地上。

　　不出意外的话，明年 1 月，一款以“崔健”命名的纪念手机会正式推出，这将是中国第一款与名人合作作为品牌的定制设计手机。

　　这是大连一家专门做高端定制产品的制造商的创意。崔健给记者看了几张手机的样图。乍一看，手机并不特别，方方正正的智能手机，用的是安卓的操作系统，黑色为主色调，有的带一些红色的元素，但背面却无一例外，都是崔健的照片。

　　事实上，在六七年前，当制造商找到崔健提出这个想法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回绝。但对方负责人是一个狂热的摇滚爱好者，在他看来，在中国“崔健”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如果能做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手机，一定具备收藏价值。这是关于崔健的个人项目，被拒绝后，又再次提出，再拒绝，再被提出。

　　直到 2008 年，滚石的吉他手 Keith Richards 和 LV 合作了一款广告，经纪人拿给崔健看这个广告，让崔健开始相信，即便与商业结合，艺术家也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对于崔健来说，这么多年来从来不代言，没有站上所谓主流的大舞台，他喜欢的方式是在音乐节上来演出，因为“不仅仅可以遇到那些将和他一起合唱《一块红布》视为荣耀的乐迷，还有那些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只是从别的场子路过停下来的年轻人。”

　　和崔健认识多年的好友兼乐评人张晓舟说：“崔健对摇滚乐太较真了，太把摇滚乐当一回事了，总觉得摇滚乐和摇滚精神应该怎么样。

　　但这是个消费娱乐时代，摇滚乐也很容易被消费。摇滚乐在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建立了一种商业等级制，那些选秀中唱着摇滚乐走出来的人，本来也很草根的，但当他们在娱乐的制度下变成了明星后，他们也就变成高高在上，和这些东西没什么关系了。”

　　只有崔健还努力站在地上。

　　老人与脚印

　　“老崔，我下个月要结婚了，我只有 1 米 63，我的媳妇比我高十公分。

　　我和她都非常喜欢你，你能给我录句话到时候在婚礼现场上放吗？”10 月 15 日，在上海的斯格威铂尔曼酒店，一个粉丝拦住了崔健，请求道。

　　“你可以回去告诉你媳妇，我 1 米 73 ，我女儿的妈身高 1 米 84，我们也差了整整十一公分。”他笑着这样回答。对年轻人，他一向很有耐心。

　　2010 年，20 岁的说唱音乐人大卫刚在北京一家很小的地下酒吧里结束了演出，一个朋友问他，“嘿，我明天去见崔健，你想不想认识他？”

　　“当然想！他那么牛逼！”第二天，他去拜访崔健，还没开口介绍自己，崔健先说道，“我知道你，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你的说唱非常棒。”

　　介绍的朋友很诧异，因为大卫的说唱中，很多东西是挑战体制和具讽刺意味的，这导致他的演出只能在小圈子里举行。但大卫并不惊讶，这个出生于 1990 年的年轻人早有预感。“没认识崔健之前，我就知道，他有一天会来听我的音乐，因为我们要表达的事物是一样的，对爱情，对这个社会的态度、困惑和愤怒，都是一样的。”

　　很少人知道，贵为“教父”的崔健，经常会在北京看一些“小孩”的演出，“这对他来说已经是生活的常态。”张晓舟说，很多人在成名之后已经不屑于去看别人演出了，比如汪峰，比如郑钧。崔健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他比很多人都有平常心，他对这个世界保持了足够好奇。”

　　“你觉得崔健会懂你？”记者问大卫。

　　“他当然懂！我也懂他，虽然他的年纪在那，但他以前的音乐放在今天来看，都是很先锋的。”

　　一个是已经成名多年的摇滚教父，一个是刚出茅庐的地下说唱歌手，他们在音乐上直接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障碍，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但大卫认为他们的表达方式还是有不同，“崔健的讽刺是隐喻，比如《一块红布》，但我的很直接。”

　　之后，大卫在北京的每一场演出，无论地方多么难找，崔健都会去。在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他是唯一一个中年人，显得特别醒目。他有时站在最前面，有时候在中间，就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不一样的是，他不会像周围的人一样兴奋地跟着节奏摆动身体，只是静静地看，在适当的时候鼓掌、喝彩。

　　“太刺激了，你的音乐太刺激了。”崔健一边称赞，一边问大卫，“是不是很多人讨厌你，质疑你的东西？”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崔健拍了拍大卫的肩膀说，“这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语言太刺激了，让他们感到了恐惧。”

　　这句话听起来并不陌生，恐惧，这正是二十多年前的崔健，给那个时代的沉睡者们的感觉。

　　当年崔健的歌迷们，也因为他音乐中的这种刺激，那种胆敢赤裸裸表达“自我”的勇气而疯狂。据说那时候他每到一处，潮水般的歌迷们围住他下榻的酒店彻夜等待，迷恋他的姑娘们大哭大闹，想尽各种办法把火辣大胆的情书送到他手里。

　　只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他已经没有了使人疯狂的魔力，他在酒吧里有时被认出来，也没有人缠着合影。在同样出生 1990 年的青年吉他手胡晨眼里，崔健是值得尊敬的，是被历史留住的人，但他还是倾向从大卫的音乐中获取力量，毕竟他们才是一个时代的人。

　　是崔健不够牛逼了吗？“只能说，在一个注意力涣散的时代，没法集中精神来听一张唱片。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崔健已经不能提供更多的刺激。”张晓舟说。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许崔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一直在寻找更年轻的力量，他常常会四处打听，有没有什么年轻人现在做得很不错的。也许在很多已经在历史定位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人看来，要回过头肯定一个后辈，更像是在承认自己的失败。但在崔健看来，“如果年轻人不成功，应该是老人的失败，是我们的失败”。

　　在这个过程中，崔健也经历了一些来自新一代的挑战，有几次他去看演出，一些嚣张的年轻人会对他起哄，“摇滚老炮，给我们买啤酒吧！”他笑笑，并不愤怒，这样的为了推翻他而对着干的挑衅，他已经习惯了。

　　“较劲不是在这方面较劲的，我认为在头几步的时候你要沿着老人的脚步，这样你只需要花十分之一的力去走，其实是节省能量。当你走到一定程度发现前面没有脚印时，你开始自己创作，这个时候你可以反过来带着那些已经走不动的老人走，或者那些岁数大的人走，这些人会感谢你。”

上一页1234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