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25 岁的崔健背着一把破吉他，两个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一嗓子吼出《一无所有》时，他就被抬上了中国摇滚教父的位置。少年已成名，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无数人景仰他，也有更多人虎视眈眈地想冲击他。他是榜样，更是靶子。而当时的他，至少在中国，前面并没有一个可以带着他走路的老者，他的每一个脚印，都是靠自己花十分力气走出来的。所有想冲击崔健的人，绕不过的首先就是他的足迹。

　　“很多人对崔健的反感都是因为只看到一个符号的崔健，很多人对他的好恶都建立在先把他放在神坛上去膜拜，又想把他推下神坛。”张晓舟说。

　　乐评人杨波在前几年写过不少批评崔健的文章，他当时毫不掩饰对崔健的“敌意”，“相当长一段时间，崔健被当成一个标杆，给新乐队造成一些压力和阻挠，崔健是个里程碑，但他扑倒在路上，就变成绊脚石。”

　　但今天，时间让杨波开始重新理解崔健，“我觉得是我对他有误解，近十年来中国摇滚的无力和衰败，不能怪到崔健的身上，后面的那些人，那股独立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没有一个可以超越崔健。就算崔健是摇滚他爹，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儿子！”

　　B = 《外滩画报》

　　C = 崔健

　　倚小卖小，和倚老卖老一样讨厌

　　B：你曾说，80 年代真正发光的时候不是当时，而是在以后。如今现在似乎印证了你的话。莫言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80 年代这群人得到了他们应有的荣誉。你觉得现在是不是被大家开始重新关注你们80年代领军人光芒的时候？

　　C：你谈论年代也可以，谈论这群人的岁数也可以。50 多岁是艺术家可以理性创作的高峰期，也是最黄金的年龄，他的洞察力，他的积累都在这里。很多人可能认为 60 年代出生 80 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人赶上了一个好年头。确实是这样，因为当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开放，带进来的西方思想和观念，让 60 年代的那批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我确实觉得我们这批人是幸运的。

　　过去的几千年里，曾有上十代人都没赶上这样特殊的时期。当运气变成一个很严肃的东西时，就成为了命运。可能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确实是千载难逢，但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浪费它。

　　B：因为所谓的特殊命运，是不是说你们这代人会成为很难超越的一代？你怎么看现在的年轻一代。

　　C： 20 多岁的年轻人对上一代逆反也好，推陈出新也好，都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我们 20 多岁的时候，也四处寻求是非，脑后长着反骨。年轻人就应该这样。要不然，就不是年轻人了。但人们对年轻人的期待是自然的，一个年代和一个年代抗衡是很自然的。

　　当年轻人出现时，更欢喜的应该是老年人。当你享受生命时，你也愿意去看到年轻人给你一个美好的意外和震撼。年轻人就应该去超越老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不是因为年轻人不行，只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段还没到呢，可能再过一二十年，他们也会发挥出自己的能量。我已经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潜质了。

　　如果年轻人不成功，应该是老人的失败，是我们的失败。年轻人认同我们的价值，但超越不了我们的价值的时候，这就是失败。

　　B：很多后来者会想推翻你，想把你拉下来，这样可以宣告他们的成功和胜利，你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C：我觉得倚小卖小和倚老卖老是一样讨厌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年轻，就要推翻你，就要对着来。但他们要有真东西。这些玩时尚的人，当时尚一过去的时候，他们也完了。较劲不是在这方面较劲的，我认为，在头几步的时候你要沿着老人的脚步，这样你只需要花十分之一的力去走，其实是节省能量。当你走到一定程度发现前面没有脚印时，你开始自己创作，这时候你可以反过来带着那些已经走不动的老人走，或者那些岁数大的人走，这些人会感谢你。我有个朋友曾经说，他听过昆西·琼斯的演讲，他请教昆西我们这些音乐人怎么办，昆西说你就按照那些伟大的音乐人的脚步先走，先不要急着创作。我觉得昆西说得特别有道理。

　　谈音乐：

　　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但不愿重复自己

　　B：王朔曾经说，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对你来说，你的精神食粮是什么？

　　C：这是他十年前写的话了。我觉得一切靠时间吧。在某一段时间里，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精神食粮。当你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也会得到灵感。当你对一个东西有持续性关注的时候，也可能会得到灵感。

　　B:今天和罗大佑同台，他被称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之父，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

　　C：我愿意说罗大佑对我的影响，因为他做音乐比我早。我听大佑的东西不多，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摇滚和乡村音乐结合，加上他用中文演唱，他的音乐中的朴实感，我之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中文歌曲。而且他给我和周围的人带来一种严肃的话题，人们愿意谈论他的歌词，讨论他的演唱方式。而且，他不做作，在严格的制作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就像鲍勃·迪伦一样，你永远会讨论他的音乐，但不会去讨论唱片的封面，谈论谁是制作人，而是关心他的音乐的意义。

　　B：在你看来，罗大佑的意义是什么？

　　C：现在，大陆还有很多人在说罗大佑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把歌曲从文学、旋律的组合上升到一个特别严肃和庄重的层面，他让流行音乐可以讨论历史、政治，甚至身世。他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也许我们说的北调，对罗大佑所谓的南腔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我们谈论的那些东西，探讨的自我，好像有一定的突破感，我们在大我中找到了小我。比如我在《一无所有》中谈论的我，就是小我。和“我是一个兵”，“我爱北京天安门”里面的那个“我”是不一样的，当时我提出小我，在大陆引起很多人共鸣。但我相信在当时的香港或者台湾，这种概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已经在谈论自由了。这就是西方音乐里面的我，和大陆土生土长的那个我，碰撞了一个点。

　　B：摇滚乐是对流行音乐本身的反叛，还有对广泛的社会文化的抗议。

　　而摇滚要得到传播发挥它反叛的价值，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是青年一代，要让他们有共鸣。就如同你的音乐，曾经让整个 80 年代的青年一代都有共鸣。那现在你怎样让年轻人有渠道接受到你的音乐？或者说怎么和他们去交流？

　　C：如果从时尚的角度来说，我没什么可以和现在的年轻人分享的。我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才可以和年轻人分享，但当我捕捉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硬要去分享什么。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人采访一个艺术家，他说，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但不愿意自己重复。我非常认同这点。

　　B：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崔健或崔健的音乐已经过时了，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年轻一代？

　　C：其实我发现年轻人可能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比较冷漠。比如他开车在路上，旁边有辆车停下来，前面躺着一个人，他完全不关心发生了什么，那个人死了没有，他就直接开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选择比较多，本身没有什么渴望，对自己眼前的东西产生厌恶的时候，对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有一种期待和更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也许老的东西也会有新鲜感。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我发现他们并没有从时间上去划分年代。当很多年轻人共同去听一个老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老的东西就变成时尚了。

　　B：提到时尚，你怎么看 Lady gaga 和鸟叔？

　　C：消费者无论选择 Lady gaga 还是鸟叔，都是消费者的权利，摇滚乐再怎么有内容有想法，但它不是政治音乐，不能强加于人，它是给人选择的。Lady gaga 的东西里视觉化和舞蹈化的东西比较多，而鸟叔就是一个舞蹈，他透着一股中年男人的坏劲，给人带来轻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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