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玉和她的鹦鹉螺号
韩松落
张曼玉经历过两次重量级的冒险,第一次,是在八十年代末,出演王家卫电影。
在那之前,她已经演过好些电影,角色多半是很美很天真的女孩,按她后来的话说,给出的是“优柔寡断、冒冒失失的表演游戏”,以及“那种‘陪衬女孩’有点感伤、有点滑稽的形象”。当然,这类形象,显然是从她当时的个人形象中延伸出来的。杨凡曾经因为电影《玫瑰的故事》、《流金岁月》和张曼玉合作,后来,他写过那时的她,用一种微微调侃的笔调。在杨凡看来,她不够松弛、缺少内容,钟楚红则自然、饱满,有很清晰的自我意识。亦舒则用努力邀请张曼玉主演《玫瑰的故事》来表示赞美,还说:“我不管她会不会演戏,只要她走出来,我就要看。”今天看来,这种赞美,有点令人难堪。
保持这种形象,是最安全的,有无数前例可援,香港这个大都市,也会用尽一切方法,让她的形象滚雪球般壮大,她只需要提供一个不出意外的张曼玉,就可以坐享其成。而她却得到了一个危险的机遇,接受王家卫的点化。之所以有这样的机遇,是因为她入戏还不深,在王家卫看来,电视动不动要给演员特写,忽略了脸部以外的表演,而张曼玉“由于受电视的影响不深,比较自然”,他还发掘出她的特长:善于肢体表演。从那以后,“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张曼玉语),香港新浪潮的几位导演,把她带入另一个层面,让她逐渐远离了“香港女明星”这个评价体系。
另一次冒险,是在主演《清洁》并成为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之后,她不再出演电影,开始开掘自己的生活。她拒绝的片约,是别的演员求之不得的,包括来自好莱坞的邀请,因为她在英国的求学生活,她在异地所遭受的排斥,让她“对自己的文化产生防卫意识”。更重要的是,她打算去尝试各种生活,这种生活,“比我演戏演到死更好”。
所以,当她签约摩登天空,以唱作型音乐人的身份亮相的时候,很少有人表示不屑,尽管在她的演出亮相前,音乐人们并不拿她当真,调侃她的唱功,用她在“春晚”演唱的《花样年华》为例,说那“证明了她是真唱”,还称她是史上唯一一个不会参加商演的歌手,在演出结束后,又吐槽说那是车祸现场,夸张地描绘说“有大批粉丝离场”。但很少有人发自内心地看低她,我们敬重的不是她的摇滚乐,而是她所经历的冒险,她已经在两个关键时刻,突破了安全区域,去争取自由,现在的她,实在有资格去玩耍、撒欢,或者什么也不做。
自由……不论是谁,说出这两个字,会有犹豫,写下这两个字,会有轻微的战栗。最是肉身不自由,最是文人不自由,自由是一个刀锋般的词语。它如果一定要有个具体的形象作为承载,我能想到的,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里的尼摩船长,他的鹦鹉螺号潜艇,坚固而且舒适,船上收藏着一万两千册图书,他驾驶着它在海中游弋,观看海底奇观,到处打捞海底宝藏,用来资助革命,遇到战舰,就迎上去撞沉。
拥有这样一种生活,似乎也不难,这要看你把什么当做鹦鹉螺号。在香港那样一个价值观保守的地方,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方法,来帮助张曼玉们获得鹦鹉螺号,嫁豪门,就算不入豪门,至少也要嫁个人,然后偶然出来接个广告,客串个角色。这显然不是张曼玉的鹦鹉螺号,她是独狼式的尼摩船长。有人在北京公交上见过她,也有人在巴黎街头见过她,都是一个人。刘嘉玲和梁朝伟结婚,宾客名单上也没有她,未必是怕尴尬,而是她那种独狼式的游弋,是他们安全生活之外的一个魅影。
甚至,做自己想做的事,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鹦鹉螺号。女明星里,何超仪算是最从心所欲的一个,赌王的女儿,却热衷于拍CULT片,各种鲜血淋漓、离奇诡异。她跟记者说,这是因为大片已经有人拍了,她想从小成本做起。但我知道那是场面上的话,她那么说,是要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她拍那些电影,是因为她想拍。我还看过她的演出,在音乐节上。大屏幕放大了她细微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其实并不够放得开,有几次,气势已经不够了,她又续上去了,她的表情明明白白地写着:既然站上舞台,不能半路退场。那种不矫饰,很动人。
但我还是觉得,最接近我们对鹦鹉螺号定义的、更动人的,还是张曼玉唱摇滚这件事。
格非谈尼采和音乐的关系,以及理性之外的那个危险、幽暗的地带时,用了塞壬作为象征:“塞壬是恐怖与美丽的复合体。它显示出希望和诱惑,也预示着颠覆和毁灭的危险。由于塞壬的存在,水手和航海者永远处于两难的悖论中。面对歌声的诱惑,你当然可以选择回避,远远地绕开它以策安全,也可以无视风险的存在,勇敢地驶向它。据此,人的生活也被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安全的生活和真实的生活。”
所谓自由,不只意味着扩张能力范围和控制环境,更意味着真实的生活。就像前售货员张曼玉,为成为此刻的张曼玉,所做的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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