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此处公开的是《雅各布王朝》侧重艺术性的“蓝光粗剪版版”。侧重观赏性的“公映精剪版”请点击以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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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王朝
吉尔·雅各布，1930年6月22日出生，1977年9月30日当选戛纳影展首席代表，2000年秋天被拔擢为主席，直到今年7月结束任期，领名誉主席之职退居幕后颐养天年，供职戛纳最高领导层凡三十七载。这个时间跨度几乎相当于一个人的半辈子，雅各布的后半辈子几乎相当于半部戛纳影展的历史。
他在戛纳多年的坐镇指挥维护了戛纳影展的政局稳定，保证了影展的长期繁荣、长治久安，施政具备连贯性。他对影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形成固定模式，力保新兴秩序的稳定，一举将戛纳影展办成威震四海，坤舆万国的影坛盛事。今年戛纳影展之后雅各布将退出戛纳前台，他留给影展的大笔遗产能否保证戛纳继续健康积极地运作，这是所有喜爱戛纳影展的影迷共同关心的话题。
三十七载戛纳治世
电影——艺术商业并行不悖
影展的核心是电影。要办好影展就需要好电影。什么是好电影？一个明知道每个人的答案不同，但是影展为了树立自己在大多数人心中权威的地位，而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入围电影的风格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影展首席代表和少数选片人的品位和意志。一小批人的品位和意志影响着最终的入围者和得奖者，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这是一种莫大的责任和挑战。
戛纳影展力推的电影总是介于奥斯卡的主流商业类型片和威尼斯的晦涩艺术电影之间，要在内容上具有艺术性而不落俗，也要在形式上可以被相当数量的观众所接受。戛纳对多种风格的艺术电影兼容并包，既然大家的口味各不相同，那就把每个人喜欢的电影都拿过来放一放。费里尼的超现实主义，奥特曼的群像电影，库斯图里查的荒诞喜剧，迈克·李的舞台剧风格，安哲罗普洛斯的诗电影，达内兄弟的伪纪录片，林常树的惊悚情色电影，锡兰的视觉系长镜头，哈内克的极简主义等都曾在戛纳影展的竞赛单元亮相。
同时戛纳也频频邀请商业电影入围展映，大小好莱坞电影公司都有作品入围，特别是梦工厂已经多次在戛纳展映新片。近年好莱坞出产的系列商业片很多，戛纳往往在若干影响力较大的系列中各选一部拿来做展映。专门播放老片的“戛纳经典”单元也不时出现年代久远的好莱坞商业片。戛纳依靠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拉拢业内资本，和其它几大影展共享电影市场数据库，坐稳了世界电影市场领头羊的位置。
戛纳也会不定期举行“惊喜放映”场次，将一些备受期待的未完成影片的片段从剪辑室和电影市场内部放映厅里拿到传媒面前。《一代宗师》、《唯神能恕》、《春假》等后来在各大影展风光无限的电影的粗剪片段都是在戛纳的“惊喜放映”场次首次亮相。
雅各布说：“只有当一个影展的片单是由一个爱电影的人，而不是选片人选定的时候，片单才有可能是完美的。我希望即使我错误地舍掉了某部电影，也是为了一个正当的理由。”40年来以雅各布为首的戛纳执委对好电影的重视，对好导演的爱护不分年代，不分国界。
戛纳影展基于自己的国际化视野进行选片。雅各布当选首席代表的时候恰逢“文革”结束不久，锐意拓展戛纳影响力的雅各布借助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春风，令8部新老华语电影连续5年入围戛纳。1979年，谢铁骊导演，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的《早春二月》入围一种关注，这是一部1964年的电影，曾经在“文革”期间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毒草，谢铁骊曾经因为本片而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1980年的《哪吒闹海》作为首部入围戛纳的华语动画片参加戛纳的展映；1981年万籁鸣的动画片《大闹天宫》，杨延晋、邓逸民的《苦恼人的笑》和袁牧之的经典老片《马路天使》3部华语片参加展映；1982年岑范导演，严顺开主演的《阿Q正传》成为有史以来第6部入围竞赛的华语电影，也是首部入围竞赛的中国大陆电影。1983年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入围一种关注，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参加展映。
对于好导演戛纳从来不吝惜自己的银幕。1982年让-吕克·戈达尔的2部电影分别入围竞赛和一种关注；1986年简·坎皮恩的4部电影同时进入一种关注和短片竞赛单元，一举奠定了坎皮恩“戛纳嫡长女”的地位；刚刚过去的2013年罗曼·波兰斯基导演或者参演的3部电影分别入围竞赛和展映。
选片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特别是公布片单前几天的最后定夺，用雅各布自己的话说就是“问题不在于选择哪个，而在于放弃哪个”。1998年戛纳前夕，雅各布手上有不少意大利电影送选，其中包括罗伯托·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为了照顾入选国家的多样性，雅各布不得不在《美丽人生》和另一部意大利电影中选择一个入围竞赛单元。贝尼尼此前从未入围过戛纳。第一轮审片结束后，雅各布和选片团产生分歧。负责《美丽人生》北美发行权的韦恩斯坦是公关高手，知道选片委员会正在为本片能否入围而僵持，此时自己亲自出面恐怕会让形势更加恶化，于是主动和雅各布“断绝联系”，让手下一位法国女雇员留电话给雅各布，告诉雅各布可以随时打给她，希望用老乡之间的情分打动雅各布。雅各布给韦恩斯坦写了一封信：
……是时候让这种你争我夺的行为结束了。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这两部电影里任何一部的任何工作人员、任何组织、任何虚情假意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求情或者施压，都会直接导致另一部电影立刻入围。……
最终雅各布决定让本片进入竞赛单元。这个决定直接造就了戛纳颁奖典礼历史上最疯癫的一幕：当评审团主席马丁·斯科塞斯宣布《美丽人生》获得评审团大奖时，贝尼尼激动得把典礼主持人伊莎贝尔·于佩尔和评审团成员每人拥抱一遍，甚至跪倒在斯科塞斯面前，五体投地不停作揖。贝尼尼激动地说：
“谢谢你们给我颁金棕榈奖！……我得的这是什么奖？哎哟我兴奋得以为自己得了金棕榈奖！”
不知雅各布听到这句话，脸上有没有3条黑线。不过这部从戛纳走出去的电影后来大放异彩，作为外语片提名7项奥斯卡奖并得到3项，成为纪念二战犹太人遭遇的喜剧电影中的翘楚，当初雅各布的决定是非常值得的。
话题——政治对抗风雨无阻
戛纳和柏林两个影展都对影片的政治性非常关注。柏林的政治性是来自于艺术总监迪特·科斯利克，他是学政治出身。戛纳的政治性则是和法国的行政制度有关，政府参与电影产业的比重很大，官方推动的电影项目在戛纳得到很多展映机会，此处先暂且不表，后文会详细解说。
政治敏感话题电影往往非常吸引眼球，影展一定是乐于接受的。有句话说得好：你不去搞政治，政治会来搞你。雅各布上任首席代表的1978年，恰是意识形态对抗处在最紧要关头的时期。从那时起，东欧剧变前的最后十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土耳其政变，智利政变……一直到最近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暴乱、乌克兰危机，第二、第三世界的社会变革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如果把一个影展的首席代表/艺术总监形容为影展的“舵手”，那么在某个特定时期有不止一股政治大浪打过来了，一个有能力的总监不仅不让影展这艘船在浪里粉身碎骨，还能借着潮流的推动力让影展大踏步地前进。
1981年号称“靠艺术颠覆波兰政体的国师”安杰伊·瓦伊达凭《铁人》拿下金棕榈奖，这部讲述工人运动的电影随即被波兰当局列为禁片；伊尔玛兹·居内依在监狱中完成的反映土耳其政变的电影《自由之路》，和“政治电影专业户”科斯塔-加弗拉斯的反映智利政变的电影《大失踪》分享1982年的金棕榈奖；东欧剧变后，一批热爱电影的罗马尼亚青年得到读电影学院的机会，经过十年教训，成长为“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他们的现实主义作品屡次入围戛纳；2004年迈克尔·摩尔的反政府纪录片《华氏911》登顶金棕榈，成为戛纳史上第2部、雅各布上台后第1部夺得金棕榈的纪录片；2010年阿尔及利亚裔法国导演拉希德·布沙雷讲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电影《法外之徒》在戛纳首映，首映当天遭到包括戛纳市长在内的法国右翼政党的集体抗议，1200人走上戛纳街头游行示威；2011年遭软禁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把存有《这不是一部电影》的U盘藏在生日蛋糕里，走私到戛纳进行展映；2014年戛纳仍然赶上了政治大潮，谢尔盖·洛兹尼察的纪录片《广场》把镜头对准乌克兰危机中的基辅游行群众，奥萨玛·穆罕默德的纪录片《银水》则以叙利亚暴乱为核心，两位嫡系导演今年凭借各自祖国的政治话题回巢戛纳，参加展映。
戛纳向来不惮以最政治的眼光看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影视界，受打击的会得到青睐，唱赞歌的则备受冷落。中国影人也是戛纳影展政治导向的“受益者”或者说是“受害者”，入围者或是故事本身极具政治意味，或是编导主创深陷体制漩涡。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张艺谋还是一个单枪匹马闯西方，在欧洲影展冲锋陷阵并最早夺得大奖的半地下导演。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被认为是美化政府，没能入围戛纳竞赛，也让张艺谋一气之下投奔威尼斯。娄烨、王小帅和贾樟柯等曾经入围竞赛的导演都经历过痛苦的“地下”时期，去年贾樟柯拿到戛纳最佳编剧奖的《天注定》仍然是一部政治话题敏感之作。
每个人的行为举止皆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作为艺术电影推手的戛纳影展亦是，或者说更是如此。对于参展电影话题性的猎取已近癫狂的戛纳，本着“无噱头不影展”的态度，屡次选择被主流排挤的中国导演入围，看似是推介在大陆本土无法出头的导演，实际上或是释放了错误的信号，让他们养成了“反着审查打审查”的习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作为自己的信条，“政治迫害”的确命运多舛，但实际上它催生了一种靠着这种“政治迫害”获得戛纳怜爱，为自己赢得戛纳曝光机会的习惯，掩盖了他们在艺术上可能存在的不足，忽视了对基本功手艺的修炼。这对于他们艺术成就的养成来说抑或是一种戕害。进入主流之后的娄烨仍然被中外记者屡次问起“审查”的事情。当一代中国导演的旗帜人物身上的新闻点有且仅有政治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明星——谈笑风生长乐未央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政治这样的大议题。戛纳影帝梁朝伟说：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开心。戛纳把帅哥靓女知名人物都叫来走红毯开派对，又养眼又热闹，谁不开心啊，大家开开心心，影迷开开心心看明星的脸，明星开开心心赚影迷的钱，你好我好大家好。
据说曾有一位过往的戛纳工作人员在影展期间听到领导们在嘀咕：“这两天没什么事儿啊，有点太冷清了。”这话就是说给希区柯克这样的人听的。当年希区柯克大师去奥斯卡领终身成就奖，很礼貌很收敛地说了句“谢谢”就下台了。但是大师来了戛纳，人家让他摆pose拍照，他就站在海滩上冲着海里撅屁股。这哪儿是电影大师啊，分明就是个在镜头前会来“事儿”的艺人。想把影展办好就要有点“事儿”。影展把明星叫过来就是为了来“事儿”。都一样是会来“事儿”，他这形象可比范冰冰在海滩上撩裙子难看多了。
布拉德·皮特当年来戛纳宣传《温柔杀戮》，本想躲过影迷和媒体的堵截，提前到场从电影宫后门进入，结果他低估了资深戛纳记者和影迷的智商，被藏在后门口的大伙逮个正着。只见皮特扭身一看，哟，这么多人！马上一脸职业的微笑，冲着记者和影迷大方招手，摄影师的单反一通噼里啪啦。这就是比其它影展高一个段位的明星范儿，被抓了小辫了还能从容应对。有这样的明星坐镇红毯，戛纳还怕没有关注度？
明星的参与是和商业赞助挂钩的，哪个化妆品公司的签约明星上红毯，哪个服装品牌的签约明星出席活动，这里面来头大了，油水也大了。官方赞助商的明星上红毯的就是比别家公司多，小赞助商没法跟他们比，谁让人家给戛纳多塞钱了呢。再加上影视界有不少心系艺术电影的大明星，比如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美艳的外表让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关注的焦点，但是他频繁参与小制作电影和艺术电影，大明星里的文艺女青年，戛纳把她请来走红毯当评审，这无疑又是一个兼顾商业与艺术的实例。
著名演员扎堆的热闹场面戛纳玩腻了之后，他们又推出了著名导演扎堆的活动。1990年戛纳把黑泽明的《梦》请来做开幕片，开幕式上评审团主席贝托鲁奇代表现场30多位导演为黑泽明颁发了终身成就奖。50周年大庆时，在开幕式上戛纳请所有仍然在世的金棕榈奖得主，集体为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颁发了特别奖，奖项的名字叫“金棕榈中的金棕榈”，场面非常壮观。60周年大庆时，戛纳放映了35位大师导演合拍的短片集《每个人都有他的电影》，又把全导演阵容请上红毯，雅各布还忙里偷闲把红毯盛景剪成了一部纪录片，在65周年的时候进行了展映，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一次自我致敬。
驾临戛纳红毯的明星不止影视明星。1997年的雅克·希拉克是首位光临戛纳影展的法国在任总统，他专门和当年的评审团一起吃了顿饭，希拉克坐在巩俐身边，满怀深情地望着她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库斯图里查2008年把自己的纪录片《马拉多纳》带到戛纳，马拉多纳在摄影记者面前大秀球技；戛纳也曾经大量邀请影视圈以外的大咖担当评委，虽然为了影展的专业性和明星效应，雅各布已经极大程度限制了影视圈以外的人坐上评委席，不过2012年时尚大师让-保罗·高提耶仍然有幸和其他8位电影界名人一起，将金棕榈奖授予了奥地利法国合拍片《爱》。
招揽明星名导助阵并非易事，各种各样的难题都需要雅各布面对。1997年雅各布想召法语流利的美国女演员朱迪·福斯特入评审团，但是曾经凭借《出租车司机》首次亮相戛纳的福斯特却回复“非评审团主席我不做”，2001年雅各布想召一位美国影人做主席时又想起福斯特，福斯特答应后又因为拍戏档期不得不退出，瑞典女演员丽芙·乌尔曼临危受命。1987年雅各布把莫里斯·皮亚拉和杰拉尔·德帕迪约这一对老搭档请回戛纳，结果这届戛纳颁奖礼见证了戛纳史上最猛烈的嘘声，当评审团主席伊夫·蒙当宣布评审团全票通过皮亚拉的《在撒旦的阳光下》夺得金棕榈奖，台下的掌声和嘘声同时响起，谁也不能盖过谁。皮亚拉冲着台下嘘他的记者说：“你们嘘我我也很开心，你们嘘我我一直都很开心，如果你们讨厌我，那我想说我也讨厌你们。”说完他冲台下使劲挥了挥拳头。
雅各布曾经不无自豪地说：“我也不知道是应该让首映式准时开始，还是让摄影记者把红毯上这么多的明星一口气拍个够。”摄影记者们任性地再多抢按几下快门的时候，雅各布要抑制住水面之下的暗流涌动，维护表面上的荣华富贵。每一个明星都是雅各布费尽心力摆弄的棋子。
功勋主席何以为人
小康之家的孤儿
雅各布是犹太人。他出生时一家子住在巴黎著名的蒙梭花园旁的一栋公寓楼里。他和他的哥哥沉浸在家庭的温暖中，在雅各布幼年的记忆里，父母带着他去巴黎北方郊外的城堡，在那里教会他骑自行车。他的父亲追在他的身后一边跑一边喊“使劲踩踏板别停下”，他在自行车上调皮地说“爸爸快来追上我”是他童年幸福生活的主旋律。二战爆发之前，和他家有来往的都是“戴礼貌穿礼服的人”，他跟着他的父亲和叔叔每天下午5点准时和他的祖父在蒙梭花园聚会，生活非常美好，以至于他小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是否是富裕的”，因为他觉得“他父亲每天出去社交、看演出，他母亲衣柜里各种裘皮大衣”，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没过多长时间，二战的漩涡席卷法国，法国本土的排犹势力也十分猖獗。担任炮兵队长的父亲被抓到德国关进监狱，雅各布的母亲带着兄弟两个逃难到法国南方。盖世太保追到他们在南方的临时住所，年幼的雅各布还没搞清楚这些“穿着黑皮衣，说着听不懂的外语的人”是做什么的，就被迫和母亲离别，被托付给教堂的牧师保护，牧师教他唱歌弹风琴，把他藏在风琴后面以躲避纳粹的追捕。
2011年拉斯·冯·特里尔在戛纳官方发布会上随口讲出“我是纳粹”“我理解希特勒”，旋即戛纳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嫡系地位岌岌可危。很多人都说：戛纳应该好好看看特里尔当时讲话的上下文，其实他并不是想说自己是个纳粹支持者，而是对自己艺术追求的一种比喻。但是雅各布是经历过二战的幸存者，我们这些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几个能真正体会一个见识过纳粹血腥统治的犹太小孩子的心情？
文艺气质的商人
19岁那年雅各布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UGC诺曼底影院观看了电影《在天国》，从此爱上了电影。65年后他的最后一场发布会恰好是在同一间影院举办，时光好像白驹过隙。
他热爱电影，年轻时经常光顾法国电影资料馆，然后一边子承父业，进入父亲供职的仪器厂上班，一边做业余影评人。那时候正值法国电影新浪潮如火如荼，从影评人转行做编导的人很多，借助新浪潮的新风尚，二三十年代生人的影迷们纷纷操起摄影机，投身电影制作。他的好友克洛德·夏布罗尔正是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雅各布没有跟随这些人进入电影制作行业，他仍然一边在仪器厂上班，一边笔耕不辍写评论，制作电视节目，基本上一直和电影业保持着“无限接近，永不重合”的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他辞掉了仪器厂秘书长的工作，受雇为时任戛纳影展首席代表的助手，算是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电影行业。
雅各布不是一个普通的文艺青年，世界上优秀的影评人很多，但是想要做到影展首席代表的位置，这个人必须要具备职业经理人的做事方式。他的文艺范儿更多地体现在他的修养上，他是一个脾气温和出口成章的人，80多岁高龄的雅各布仍然会在每年的发布会上发表文采十足的演讲。而带领影展这艘大船启航，他把经济独立看作是重中之重，借助5月举办时间的天时地利，他为影展拉来大赞助商，请大明星大导演来参展，开拓影展的300多家电视转播和网络直播，促成影人、财团和传媒多方共赢的局面。戛纳每年的预算为2000万欧元，其中有一半来自于公募基金。与此同时他还要在影展期间领导手下1000多名员工各司其职，分工协作，获得较高的行政效率。
1978年他刚被扶正为首席代表，有记者问他每年最优秀的电影戛纳能选到几部。他一边双手合十一边给出一个很理性的答案：“世界上每2000部电影里我们会看其中的300部，我们舍掉275部，再从剩下的25部里选出7部放到官方单元里放映。”雅各布是一个从商能拉赞助，从文能写随笔的强人，也许这应该感谢他在仪器厂担任秘书长所积累的工作经验。
童心未泯的智者
和现任首席代表蒂耶里·弗雷茂相比，雅各布是一个很有童心的人。他和蔼可亲，跟得上世界的潮流，身为一位“推特狂魔”，每天不停地在网上和业界人士、普通影迷进行互动，一会儿向大家率先透露影展最新的动态，一会儿转发网友对影展的正面评价，一会儿发布对社会文化重大事件的感想。雅各布为自己制造关注度的能力可能真的是一种天分。
站在戛纳的红毯上，弗雷茂满脑子都是工作内容，雅各布则一边为影展各方面组织工作揪心，一边不忘享受影展。他拿着自己的卡片机，从红毯尽头，影厅的入口处向外拍照，这些珍贵的照片出现在他的推特上和他的著作中。影展结束后他会和工作人员，包括所有的临时工实习生在内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除了担任影展领导人的职务，他还不停地写书出碟接受采访，官方消息幕后八卦，以各种方式尽心尽力宣传戛纳影展，镜头前的他总是双手合十，面带微笑。
雅各布如今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他的思路仍然非常清楚。今年的发布会上，弗雷茂先是声称“今天宣布18部竞赛片”，然后只宣布了17部。记者询问为什么只有17部，弗雷茂想都没想就回答“那就是只有17部咯”。然后雅各布看了看弗雷茂手中的名单，插嘴道：“你还有一部电影漏掉了没有宣布。”弗雷茂看到雅各布指着自己手上的名单，才发现的确是因为太激动而漏掉了一部电影。
发布会结束后，53岁的弗雷茂和84岁的雅各布分头接受采访，雅各布在工作量和语速上一点不输弗雷茂，先是10几家媒体的群访，然后是4、5家媒体的一对一专访，雅各布的嘴基本上没停过，他当年做影评人和多年面对媒体的功底很扎实，采访他的记者已经大多数都是他的后辈了。
雄才大略苦心经营
如何获选任职
现在的功勋主席当年也曾是一个没有影展经验的青壮年。1964年雅各布曾经短暂参与过戛纳影展，1976年被老主席罗贝尔·法沃·勒布雷招来做首席代表的助手，1977年经过文化部长的提议，雅各布立刻被勒布雷扶正为首席代表，此时他的策展经验几乎为零。
戛纳的主席和首席代表是通过提名和选举产生的。经过多年的演变，当代戛纳影展的行政制度已经趋于完备，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主席相当于电影节元首，是电影节的象征，可以类比国家元首对于一个国家的作用。首席代表相当于电影节的“政府首脑”，是电影节运营团队的领导者，相当于电影节的首席执行官。2014年戛纳影展、电影基金会和电影市场的固定行政团队有35人。在影展举行的前后将近半年的时间，身在法国的行政团队人数会激增到1000多人，大部分是实习生和志愿者。
影展主席是由一个叫做法国国际电影节协会(Association Française du Festival InternationalduFilm)的机构选举而成。这个机构一共有28名成员，其中有两名法国政府内阁成员：法国文化与通信部代表1名，和法国外交部代表1名。剩下的26名成员则是来自法国国民议会，法国参议院，法国总工会和电影从业人员的代表。主席选举结果公布之后，由主席提名包括首席代表和各部门总监在内的行政团队，并由法国国际电影节协会投票通过。
并未有明文指出戛纳影展章程的制定者是谁。不过每年的戛纳影展都是明文规定，由法国国际电影节协会依照章程对相关事件进行裁决。如果影展章程亦是由此机构制定，那么法国国际电影节协会可算是戛纳影展的“议会”和“法院”。并未有明文指出电影市场领导集体的遴选办法，以及他们和戛纳影展总监的行政关系等。不过电影市场的章程中明确指出，由国际电影节商务运营管理协会(LaSociété de Gestion d’Opérations Commerciales pour le FestivalInternational du Film)进行市场的组织工作，这是法国国际电影节协会的一个附属机构。
也就是说，戛纳影展主席的推选任命，和必要时影展事务的裁决都是由一个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完成的，这和前文所解说的戛纳影展的政治性形成互文。法国政府机构不仅参与戛纳影展的行政制度，他们在财政上也强力扶植着艺术电影的制作。曾经获得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最佳电影的王超导演的《江城夏日》得到了法国南部电影基金(FondsSud Cinéma)的赞助，这个基金正是由法国文化部、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etde l’Image Animée)和法国外交部共同管理的。
综上所述，戛纳影展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偏“议会制”的“总统议会制”，法国国际电影节协会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以首席代表为“总理”的“内阁”行使“行政权”。主席作为影展的“总统”很有威信，首席代表的拔擢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主席，他与首席代表平分了所有重要公开场合的社交和宣传活动，名义上与首席代表分享“行政权”，但是大多数行政实权都控制在首席代表手里。主席、首席代表和各部门“行政长官”都对法国国际电影节协会负责。这是一个整体上类似德国联邦政府，以主席为首的个别职位类似于法国政府的行政制度。
如何推行新政
雅各布上任首席代表时，戛纳影展刚刚渡过30岁生日。经历了初期草创和1968年五月暴动，政府扶植文化产业的制度和电影工业相关组织协会纷纷建立，局势平稳，亟待提升。雅各布借此机会开始了兴利除宿弊的种种举措。
在雅各布上任前夕，戛纳影展曾经短暂存在过3个鼓励电影艺术性和现代性的非竞赛单元：丰富的眼睛、时间的表情和复合过去时。雅各布1978年到任即取消了这三个单元，同时将影展时长从2周缩短为13天，进而缩短到现在的12天，缩减了展映电影的数量，并把它们分成非竞赛单元和午夜展映两个部分。
2014年4月17日上午11点，雅各布最后一次出现在戛纳每年例行的“倒数27天发布会”，最后一次伴随着首席代表弗雷茂宣布影展官方入围名单。弗雷茂在介绍“一种关注”单元基本情况时说：“一种关注单元创立于19——”一边拖长声一边把头摆向雅各布。雅各布淡定地接下话茬：“78年。1978年。”
1978年，时年48岁的雅各布担任首席代表的第一届戛纳影展，新官上任，他作为一个策展界的准新人，深知新导演对于影展和电影行业的重要性，于是一口气即创立了鼓励处女作电影的金摄影机奖，和鼓励艺术创新的“一种关注”单元。不同于之前的非竞赛单元，一种关注单元也是一个评奖单元，它和竞赛单元、金摄影机奖一样分别拥有各自的评审团。雅各布没有让一种关注成为昙花一现的单元，他本着“把每项措施做到底”的原则，将竞赛和一种关注办成了40年来影展的固定配置，成为影展的传统。
雅各布将戛纳影展的风气由重视制片人和背后的政府官员调整为重视导演和演员。他上任之后，入选评审团的明星和顶尖电影人，走上红毯的知名人士越来越多，同时戛纳也开始不停举办向大师电影人致敬的活动。
1983年，新的戛纳电影宫拔地而起，卢米埃尔大厅开始成为竞赛片和展映片的首映式举办地；1991年创立电影大师课项目；1998年创立“电影基石”单元，旨在鼓励和发现电影界的新人，“电影基石”单元曾经选中的新人导演里有60%到70%都开展了自己后续的职业生涯，雅各布的儿子，负责影展外语片选拔的洛朗·雅各布兼任该单元第一批选片人；2000年创立旨在召集年轻影人集体创作和交流电影的影展公寓项目，位于电影宫旁边的国际村也相应成立，随后这里成为每年颁奖礼之后的庆功宴举办地。
如何繁荣市场
戛纳电影市场于1959年正式建立。2013年戛纳电影市场有11700多个参与者，其中有1918名买家，比2012年又提升了3%。他们来自108个国家，一共在34个公开或私人放映厅参与了1341多场电影市场的试映，这些放映中有669部位世界首映。如果算上已经完成但还没放映，和还未完成的电影项目，一共有5364部电影参与今年的戛纳电影市场，而2012年仅有4659部。来自非洲的参与者比去年提升了29%，因为非洲电影参与戛纳的记录越来越多，来自南非、突尼斯和埃及的买家有非常强势的表现。来自美国的参与者有2000多人，比去年提升了7%。来自中国的参与者继续稳定的表现，维持在340人左右的规模。日本320人，印度有150人，都比去年有了10～20%的提升。过去五年中，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的电影市场参与者的数量提升幅度都超过了25%。
共计1076家电影公司在2013年戛纳布置了397个站台，这些展台遍布电影宫的1.3万平方米的三层电影市场大厅，以及电影宫周边的组委会指定酒店，在这些公司当中，27.6%是制作方，19.6%是宣传方，9.0%是投资方，12.5%是营销公关。电影市场专门为制片人提供联谊机会并组织培训。
20年来，电影市场的参与者由不到3000人激增至近12000人，人数相当于翻了两番。参与影展报道的媒体记者数量从3681位增至4589位，这些年影展仍然保持着不向媒体收取报名费的传统，颇有当年康熙皇帝“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气魄。
雅各布升任主席之后，戛纳继续在扶持电影制作和推广影展等方面推出创举，2002年创立“海滩放映”单元，让普通影迷也能在影展期间享受电影的魅力；2005年创立“电影工作室”项目，为好的电影项目寻求资金。
雅各布在位期间，一系列的改革为戛纳赢得先机，其中很多制度和举措被其它影展效仿。
后雅各布时代之疑
戛纳影展67周年之际，84岁的雅各布即将退居幕后。他将成为继影展创办人勒布雷主席之后，戛纳历史上第二位从首席代表到主席再到名誉主席直到百年之后的高层领导。任何一个公司在创立之初，或者新秩序建立之后，都要面临功勋领导人离任，由强势人物的“家天下”阶段过渡到制度化的职业经理人轮替阶段。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降，各行各业不乏一两百年的老公司，和它们比起来，电影工业的历史刚满两个甲子，戛纳影展只有60几年历史，经历了雅各布王朝治世37载，对于影展的考验刚刚来临。
上世纪90年代末，关于雅各布在入围名单中冷落好莱坞片商的批评越来越多。很快，2001年雅各布被推选为主席，他随即提名亲美的蒂耶里·弗雷茂上位，继任艺术总监，进而成为首席代表，正式全盘接替雅各布的职务。
弗雷茂41岁当选戛纳影展的艺术总监。他从30岁开始在里昂的卢米埃尔学院担任策展人，35岁升任卢米埃尔学院主席，39岁被提名为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但是推掉了任命，然后被雅各布提名为戛纳影展的艺术总监。弗雷茂当时对雅各布说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职位，雅各布旋即回复道：“我会把你变成合格的艺术总监。”
弗雷茂上任的年纪比当年的雅各布更年轻，看上去也比雅各布当年更有策展经验。和雅各布这样一位典型的左派法国知识分子比起来，弗雷茂是一位典型的右派职场斗士。工程师家庭和历史专业出身，隐忍冷静的柔道黑带选手，业余长距离自行车运动员，工作狂魔，无论何时都事务繁忙不停看手机打电话，全球各地拉关系跑剧组，高度亲美，高度条理性的工作状态，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滔滔不绝的即兴演说能力，巧舌如簧的公关达人，怀揣长远计划，像一个棋手那样提前算计每一步的部署，影迷的皮，政客的核，高卢人的脸，新教徒的心。
“雅各布告诉我，你的任务很明确：把好莱坞片厂请回戛纳，”弗雷茂说。年富力强的弗雷茂在商业性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太上皇”雅各布授意下，弗雷茂上台后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戛纳迎来的好莱坞制片厂越来越多，好莱坞明星越来越多，《骇客帝国》《十三罗汉》《华尔街2》《X战警》《加勒比海盗》《怪物史莱克》《马达加斯加》《功夫熊猫》《驯龙高手》等好莱坞系列电影各自带着其中一集来戛纳参加展映。2007年弗雷茂选了15部美国电影入围竞赛、一种关注和展映，把戛纳办成了美国电影节。电影市场每年新增的参展人数比2001年之前更多。
雅各布带给戛纳影展的变革是根本性的，雅各布退位，留下制度化的新秩序。弗雷茂和雅各布的组合到今年将是最后一年，雅各布被尊为名誉主席之后，皮埃尔·莱斯库尔将会担任新主席。他的经历非常丰富，涉足电视、娱乐传媒集团、戏院等多个领域，做过记者、电视节目制作人、公司总裁等多个职位。看上去在电影界资历略逊于雅各布和弗雷茂的莱斯库尔会为戛纳带来怎样的变化？弗雷茂将雅各布留下的遗产制度化，为将来职业首席代表和平轮替铺路？抑或他将开启自己的新王朝，推进大幅度的改革，再建新秩序？雅各布王朝已经结束，戛纳的王朝仍要继续。
(康一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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