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4年6月5日，结果无意中与党建网转载的一位创建了“天道宇宙学”的刘浩峰先生的熊文《电影<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摧毁主流价值》形成了擂台，受到一些境内外媒体的报道渲染。其实，关于文革，中共中央有明确结论，反对这些结论至少是对中共决议的反对。在这种涉及人类文明走向的根本问题上，主流意识如果暧昧不清，恰恰会破坏主流政治的合法性。为文革讳，是让今天的政治为昨天的罪行背书。中国走不出文革的影子，中国改革就随时可能向后转。
在影坛上持续创作三十年的导演也许并不罕见；但像张艺谋导演这样，三十年都处在电影创作的风口浪尖、甚至领航着电影的发展转向，却不能不说是世界影坛难得的奇迹。从张艺谋1984年担任“第五代导演”的扛鼎之作《黄土地》(陈凯歌导演)的摄影师开始，直到“沉寂”近三年、遭遇过种种风波之后刚刚上映的《归来》，无论人们有多么不同的议论和评价，但张艺谋在中国电影、至少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可以说都占据着独一无二的突出地位。
三十年的漫长创作过程中，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大致可以看着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中，他可以说都是中国电影的领军式人物。第一个阶段是继《黄土地》之后，张艺谋独立指导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作品的阶段。他不仅以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开启了中国电影进入世界A级电影节的大门，而且在全球影坛刮起了以黄河、黄土地、黄皮肤、黄色文明为特征的“中国风”。一批中国电影，以人性解放、人道主义为镜子，一方面影像地揭示了中国宗法制度和传统的专制和残暴，另一方面则呈现了中国人感性生命力的顽强和对情感自由的追求。冷酷封闭的四合院空间与鲜红生动的红高粱、红染布、红灯笼，构成的不仅是视觉张力，更是人性的张力。这些影片与1980年代前后中国的历史反思、文化启蒙、改革发展的大时代交相呼应，如同当时的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实验戏剧等等一道，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响亮音符。
而1990年代初期之后，《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则可以视为张艺谋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些作品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现实生活，表现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命运变迁。虽然由于整个社会语境的变化导致这些作品在现实深度上、表现力度上参差不齐，但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其多样化的艺术形态和电影类型、其创作的艺术诚意和探索精神，都显示出张艺谋“与时俱进”的敏感和调整。但这种要一个“说法”的执着，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逐渐衰落，以及中国电影创作环境的紧张，逐渐陷入了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困境之中。
在中国电影市场面对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好莱坞冲击之际，中国电影行业不得不背水一战，开始市场化改革。而张艺谋则用一部《英雄》不仅开启了自己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而且也拉开了中国电影产业大发展的序幕。《英雄》不仅是第一部票房超亿元的国产电影，而且迄今为止也是北美市场上票房成绩最好的大陆导演影片。该片当时所创造的2.5亿的票房奇迹，将中国带入了国产商业大片时代；同时，在北美外语片市场上，该片则以近6000万美金的票房成绩超越众多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影片，高居票房排行榜第三位。风格、色彩、意境的东方风格，美轮美奂的视听奇观，华语大明星的组合，杜可风、程小东、田惠美、谭盾等跨国跨地区制作团队的建构，为后来中国的商业大片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模式。虽然张艺谋的商业电影毁誉参半，特别是后期几部影片更是受到广泛诟病，但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电影产业的绝境逢生，张艺谋所起到的推动和引领作用都是应该给与高度肯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电影产业的复兴，就不会有电影创作的繁荣。
张艺谋的商业电影在过去几年，似乎呈现出江郎才尽的疲态和进退维谷的尴尬。张艺谋导演在他参加著名导演、他的恩师吴天明的追悼会时，也表达了自我的反省。作为一个世界级大导演，在人们的怀疑、期待中，于是，张艺谋用一个充满寓意的电影名字《归来》向人们展示着他恰逢其时的重新“归来”。
《归来》也许可以看做是张艺谋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关注的归来。一个大悲剧时代的小家庭悲剧，唤起人们对一段不应被忘记的岁月的关注，影片中被丹丹抠掉的“父亲”影像应该被历史还原；从陈道明扮演的焉识与当年姜文扮演的秦书田的对比中，从结尾车站“等待戈多”式的绝望与王秋赦高喊“运动了”的场景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在20年之后的某种隔空回应；《归来》似乎也是一种电影人文关怀的归来。如同张艺谋当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的主题相似，大时代沧海桑田，但每个个体、每个家庭却都是血肉之躯、有情之物。琬瑜和焉识最后在漫天风雪的车站对那无望希望的等待，提醒着我们对人、对个体、对生命、对爱的价值的怜惜和尊重；《归来》当然也是张艺谋创作个性的某种归来。这不仅体现为与当年屡创经典的“谋女郎”巩俐的重新合作，更是张艺谋善于用女性追求爱的坚韧、女性悲剧式的执着、女性“生如夏花”之美的“毁灭”来表达生命自由与专制残暴之间势不两立的对立；《归来》呈现的还有一种“情到深处”的艺术态度的“归来”。电影是商品但却应该是有文化、有艺术的商品。张艺谋从前一段的过度商业化、消费化的炫耀美学回归到了对艺术、对心灵的尊重。从陈道明、巩俐的表演直到摄影、美术和音乐，都不再炫耀技巧、渲染奇观，不再执着于用铺排方式去捕获观众感官，而是试图用审美方式去征服观众的情感。
虽然《归来》的创作，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仍然还存在某些遗憾。比如影片的历史和人性的丰厚度有所不足，影片后半段本应是颇有戏剧张力和人性张力的“三个人”的故事却被过于简化为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驰骋近三十年，创造过众多的艺术和商业辉煌，张艺谋导演还在继续自我超越、自我调整，其“归来”是令人惊喜和带来期许的。最近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上，导演们集体投票同意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空缺，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重新审视艺术与商业、市场与美学之间的关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从这个角度说，张艺谋的《归来》也许又将成为中国电影一个新时代的信号。无论是中华民族命运多舛的历史，还是中当下中国万花筒般的现实，都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产生杰作的土壤。只要阳光灿烂、雨水充足，中国电影的千红万紫或许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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