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我一早到了北京市三中院，作为琼瑶女士一方邀请的专家辅助人准备出庭。我之所以说是“邀请”而不是一些媒体说的“聘请”，在于我只是义务地来履行专家辅助人的责任，与琼瑶女士不存在一分钱经济的或其他利益方面的关系。
北京市三中院外有大量记者聚集，人数之多也超过我的想象。入安检口前有记者得知我是专家辅助人，拉我采访，被我拒绝。
(1)如何成为专家辅助人
之前关于琼瑶诉于正一事，我也是在媒体上看到，这二位虽是我同行，但彼此没有交集，可以算不认识。唯一能想起来的是，七八年前，有次赖水清导演约我在金湖茶餐厅聊天，期间于正来了，一起吃了一顿饭，很浅地聊了几句而已。于正后来拍的几部剧很成功，一度被人诟病为过于狗血，我还不止一次为他辩护，并始终推崇其编剧中心制的模式，我曾经力挺他的言论在媒体上可以轻易找到。所以我跟于正没有什么怨什么仇。但伴随于正的成功，“抄袭”这个非议不时伴随着他，编剧同行也有过议论，说他某部剧是抄的谁，另一部剧又是抄的谁，当然，于正从来不是编剧圈的中心话题，没有谁对他有太多的关注。编剧们关注更多的是吃吃喝喝、糖尿病、拖延症、稿费之类个人化的事情。
“抄袭”在编剧圈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没有受害人出来诉讼，很多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琼瑶女士公开表达对于正的不满，于正如果及时道歉并主动沟通，这件事可能会有另一个走向。但于正的表态让编剧圈很多人愤怒，并一次次激化了这种情绪，也让我开始关注此事。我看了看《梅花烙》和《宫锁连城》的内容，包括故事简介和剧集内容，一个职业编剧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两部剧高度相似，尤其主角主线部分。这个风波过程中，我接触到的所有编剧，都表达了对于正行为的不耻，并不时有人建议编剧的行业组织应该对其进行告诫甚至处罚，但于正既不是电影文学学会的会员，也不是电视剧编剧工委会的会员，从行业协会的角度，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就此案，多次表达保护原创，反对抄袭剽窃的言论，我也公开表达过明确的态度，即谴责于正的行为，为琼瑶女士鸣不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琼瑶的代理律师王军先生找到我，表达想邀请我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的意愿，我考虑再三，决定接受这个邀请。本来此事与我无关，于正的作品牵涉太多利益相关方，其中很多相关方我相信也是无辜的，此事虽与我个人无关，但与我的职业有关，与我所处的行业有关，职业的态度，行业的态度，需要具体的载体表达，所以，出于某种责任，我可以去做这个载体。此事我没有利益诉求，只是客观介绍行业状况，解答专业问题，只要出于公心，就可无所畏忌。
期间有个花絮，被告方遍请圈内编剧，无人应承做于正的专家辅助人，一度找了编剧圈外的人士报到法庭，被否决，可见其行为做派在圈内如何不得人心，如何孤立无援。于是，最终出现的局面是，只有原告有专家辅助人，而五家被告方没有专家辅助人。
当日入庭后，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王军律师请我一起上台，坐在原告代理人一方，与我事前想象的坐在台下旁听只在质证发问时上台的情况不同，原本想阐述完专业意见后离场，没想到最终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九小时的马拉松式的庭审。
(2)抄袭不必看剧本，看碟就能做到
开庭后，审判员第一时间提出，因为只有原告一方有专家辅助人，为显示公平，因此要求专家辅助人(也就是我)不得就具体案情做出倾向性表达，只就行业的专业问题做出说明，我表示同意。其实，我很希望被告方能找到一位业内专家，这样容易在一个共同的专业基础上进行讨论，后来的庭审过程证明了，缺乏专业共识的情况下，双方的辩论难以形成真正的交锋。
与一些报道不符的是，于正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一些所谓于正的辩护词，其实是他的辩护律师说的，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其辩护人的意见就是他本人的意见。
被告方是五家，共九位律师，坐了满满两排。法庭出于公正，任何程序都要让五位被告的代理人一一表态，无形中拖长了庭审的时间，有时，一个简单的质询，五家被告方一一表态后，居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而且，五家的态度和内容基本是雷同的、重复的，我发现旁听席不断有人打哈欠并玩手机。五家被告方中，值得一提的是万达影视的代理人，在表达被告方的共同立场后，总要强调自己一方只是单纯的财务投资者，没有《宫锁连城》的版权，不应该承担“侵权”的责任。
第一阶段，被告方就琼瑶女士的原告身份质疑，认为《梅花烙》电视剧的编剧是林久榆，琼瑶只是“编剧指导”，并指出小说《梅花烙》虽然署名琼瑶，但是小说、剧本、电视剧的联系不清晰(大概是这样的表述，详情可参看三中院的庭审记录)，并指出于正不可能接触到《梅花烙》的剧本。这时，我做了第一次发言，先简单介绍了编剧的工作流程，编剧工作第一步是创建结构模型，主要是搭建人物关系，进行情境设置(非媒体转述的情景设置)和人物关系设置。然后才是故事梗概、故事大纲、人物小传的撰写工作。随后，进入本案涉案人琼瑶女士的创作背景、创作习惯分析，我说琼瑶的剧本、小说、电视剧是高度一致的，除了载体转换时有细微差别，我们可以通过电视剧完成片倒推出琼瑶的剧本。琼瑶在圈内是著名的“不得改剧本一个字”，连语气助词也不许改。我提到，不光是琼瑶，于正的作品也呈现出剧本-完成片高度一致的情况，他们是“编剧中心制”的代表，也是我们一再呼吁同行向他们这个模式学习的原因。被告律师问我是否与琼瑶一起工作过，我说没有。但我有很多导演、演员朋友拍过她的戏，她的作品从剧本到完成片的高度一致是圈内众所周知的，我有导演朋友说拍琼瑶的戏，是按照毛主席语录拍。最后我说，编剧抄袭不用看到对方剧本，看碟就可以做到。
直至中午休庭，我没有再发言，双方就原告的诉讼资格等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关于演员戴娇倩说《宫锁连城》来自于《梅花烙》的视频资料，被告方律师认为这份证据无效，并质问戴娇倩本人为何不到庭作证。
休庭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要求我说两句，我仅就诉讼可能出现的结果发表了意见，一种是于正败诉，那么其他编剧知道他的行为不可仿效，一种是于正胜诉，那么他的“创作方法”是可以仿效的。
下午庭审，王军律师再次请我发言，我就编剧创作剧本的一般性规律和业态做了简单而系统的阐述。讲到文学是用文字塑造形象，剧本的主体是情节，电视剧是用视听手段表现情节。并定义情节是指“有因果联系的连续性的事件”，指出电视剧剧本的构成要件是故事核-情境-人物关系，人物关系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我表示，偷龙转凤属于概念、主题，也是两部剧的故事核(或主要故事核之一)，但“偷龙转凤”这个故事核应该是公共的，不具有著作权性质。
(3)合理借鉴和抄袭之不同
同时，我指出，在影视剧本创作中，合理借鉴是业界常态，一般来说有借鉴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剧情、桥段等，这些部分的单独的、个别的近似性是业界所能接受的，比如剧情类似，但主人公的设置不同，是可以的。比如《敢死队》的作战任务与很多影片类似，但人物形象和人物形象组合有其自身特点。有的是人物形象近似，比如不同作品都写一个粗心大意的女护士做主角，但是具体人物关系和戏剧任务完全不同，也是可以接受的。业界不能接受的是从故事核-人物关系-剧情-桥段同时具有高度近似性，这就有抄袭嫌疑。剧本的抄袭与文字作品抄袭不同，未必要完全一样，主要抄袭的不是具体台词而是戏剧设计。有些戏剧功能一致，不管具体形式如何改变，实质是一样的。比如胎儿身上烫一个梅花烙和长一块胎记，都是为了以后长大了辨识用，在戏剧功能上，梅花烙和胎记是一样的。有些功能性人物，比如倒脏者(行业术语)，他(她)承担的是与主人公对话，把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想说的话说给观众听，帮助主人公下决心偷龙转凤，这样一来，无论这个倒脏者是人物的姐姐还是贴身的嬷嬷，其戏剧功能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
就我的阐述，被告方律师和审判长、审判员纷纷发问，我一一作答。我特别指出，原告提交的二十一个雷同情节点，不是我们行业内的“桥段”概念，这二十一点大多属于情节，每个情节包含一个或多个“桥段”。然后就何为“桥段”，我回答各方提问，解释为此概念来自于香港编剧行业，没有固定的说法。但普遍认为是为了完成特定戏剧目的而设计的有独创性的精彩段落。被告律师反复问我，所谓独创性是前所未有吗。我说人类到今天，很难再有前所未有的桥段了。被告律师说那你自相矛盾了。我说我的意思应该很清楚，至少是不多见的设计才可以称之为桥段。我再次指出，单独桥段类似，是可以接受的。在回答审判员提问时我举例，比如某部剧，我们有劫狱的戏，我们发现有部法国电影的劫狱部分很好，于是可能借鉴他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把劫狱前、劫狱后包括男女主人公的设置全部借鉴过来，这就是照抄了。一般来说，即便是借鉴别人的桥段，也是需要动脑子改一改的，好的编剧甚至可以改得超越原著者。我一再强调，如果“借鉴”的是形成因果联系的桥段组合，也就是一系列有因果联系的事件，那么就是行业大忌。审判员问我对此行业内对这样的编剧会怎么看，我说对他的职业评价会呈现负面的结论，并被认为是没有原创力的编剧。为举例何为桥段，我谈到证据的第18条，期间被告律师质问我是否看过原剧，并说他们认为两者差异很大。我说法庭已经要求我不就具体案情发表看法，我举例的目的是阐述何为桥段。
审判员询问我作品的思想和内容的关系，我回答电视剧是通俗文本，主题和思想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是于正的戏，在思想上也是弘扬真善美，他不可能诲淫诲盗。编剧的核心价值是人物关系，是剧情，电视剧是局部大于整体，主题和整体结构不是最重要的，具体桥段的设计是编剧才华体现的最关键内容。桥段、剧情、人物关系是表达。事后，我注意到，我关于“思想”的阐述，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思想”，而是文学意义上的，其实，法官可能想知道的是剧本中哪些是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方法”，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达，所以，我的回答未必贴切法庭的要求，这是一个遗憾。
(4)偷牛奶倒进咖啡里改变不了偷的性质
另外，审判员提问“脉络”的作用，我判断这是原告方和被告方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我说我理解你说的脉络是“情节线”，指的是有因果联系的事件的线性发展的线性特征。一部剧可以有多个情节线，也就是脉络。审判员问我一个演员有无可能在前面出现，后面不出现。我不理解她提问的原因，说有可能出现，也有可能不出现，看剧情要求。审判员索性直接问，前面生了三个孩子，但在剧中再也没出现过三个孩子，正常吗？我说看作者的用意吧，如果是家庭剧，属于把人物写丢了，即使不重要，后面也应该提一句，三个姐姐是出嫁了还是怎么了。后来我想起，《宫锁连城》和《梅花烙》都是前面生了三个女儿，后面都没提，可能审判员想知道的是这是否正常。
随后，于正的辩护律师询问我，一般同类题材是否有可能创作出差异很大的作品，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说可以的，举例说同样是清宫戏，有的写成宫斗，但《雍正王朝》却是一部男人戏。被告律师说，我问的是同类的，男人戏不算。我说就以偷龙转凤的宫斗戏来说，情感设置可以不同，你写三个格格爱上一个贝勒，我可以写三个贝勒爱上一个格格，我也重点可以写夺嫡等内容，你可以是写爱情为主，我可以是写政治为主，都是可以做出差异化作品的。在法庭上，我感到，被告方律师认为近似题材必然产生近似内容，他们可能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我感到如果他们也有专家辅助人，应该有助于他们认识这个问题。
庭审一直延续到晚上，所有人都没吃饭，饿着肚子进行法庭辩论。琼瑶女士的代理人律师王军拿出儿子的乐高玩具，是一只猫，王军指出同样的零件可以组接出不同形象，可以是猫可以是狗，如果把零件当做近似的公共题材、近似桥段，那么组接出一模一样的猫，肯定是同样的表达。被告律师说这些零件只能组接成猫，组接成狗需要换脸的零件。王军律师出示玩具盒封面，就是猫和狗均可的图画，被告律师随后笑道：这与本案有什么关系？！
被告律师举证，拿出《红楼梦》、《西厢记》、《鲁迅新婚之夜与妻子同房不同床伤心流泪》等证据，并阐述《宫锁连城》的内容比《梅花烙》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并一再夸赞于正的戏代表了当代观众的趣味和欣赏习惯。我写了一句话给王军律师，他在最后陈述中说出：你偷了我的牛奶倒进你的咖啡里，不能因为你的杯子里是咖啡味就说没偷我牛奶。
庭审在激辩中结束，审判长提出的和解建议被双方拒绝，审判长说今天的专家辅助人很受重视，希望下次被告方能找到自己的专家辅助人参加和解程序中来。
这一天庭审的强度之大时间之长远远超出我的预估，所有人都精疲力尽。走出法庭，已是黑夜。
目前，我看不出法庭有什么倾向，具体结果如何，还待后续的审理。
这个时代，我还没见过真正怀才不遇的人
今年对于中国编剧行业来说是个多事之秋。年初，宋方金与宋丹丹的关于演员修改剧本的“两宋之争”，到前一阵《北平无战事》的署名之争，到现在琼瑶与于正的诉讼，均呈现出纷乱、焦灼和撕裂的特征。无论是编剧与同业合作者，还是编剧与编剧之间，至少在社会公众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全面的紧张关系。
我始终认为，行业要有自己的规范，署名要规范，利益分配要规范，创作中借鉴和抄袭的边界要规范，不要什么事情都推给法律，法律是最后的底线，行业需要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由此想到编剧合作者，高璇和任宝茹是《我的青春谁做主》、《别了温哥华》的编剧，她们合作十几年了，关系始终很融洽。我与闫刚也合作了很多作品，合作者最重要的基础是彼此包容，利益无非是署名和稿费的分配，我和闫刚的署名顺序是轮流坐庄，闫刚这部作品署在前，下部就是我署在前，而且不较真，如果他连着两部署前面了，后面补一部我在前即可，稿费也是这样，平均分，创作中，可能闫刚中途有事，我多写点儿，但结账还是一人一半，下次他多写点，从来不计较谁多写了少写了，编剧合作，不在于彼此贡献多少，在于彼此包容多少，这样才能长久，我也一直很感谢闫刚对我的一些毛病的忍让，有时也替我背黑锅，当然，我也经常替他抵挡刀剑，这种分担是不分彼此的。这是同辈之间的合作。
一些所谓的大编剧与小编剧的关系，也是考验编剧人性和职业素养的试金石。多年前，我和高大庸为周振天老师做小编剧写《神医喜来乐》，说好不署名，我们就挣钱而已，但写完以后，周振天认为我们写的很好，主动提出帮我们在片尾署名，我们为此很感激他。某次，一位部队作家见了我说，周振天没写吧，都是你们写的吧。我当即说：不是的，从人物关系到具体戏的设计，全靠周振天老师，我们只是执行者，没有我们，这部剧可以出来，但没他，这部剧不可能出来，我们很感激他，在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就化解了别有用心者的挑拨。
编剧、作家需要有健全的人格，不要被人挑唆，被人当枪使，贪功，争虚名，都挺没劲的。属于你的一定要争取，不属于你的不要去觊觎，我说过，平生最恨小文人，为点小利虚名，可以无耻无聊无底线，这个行业什么大编剧小编剧，都是苦逼编剧，我还真没见过编剧行业里有包身工和黄世仁的，同时，在这个时代我还没见过真正怀才不遇的人。编剧靠自己的才华，足以征服一片天空，你要有翅膀的话谁能压得住你呢？
我们喜多瑞公司，有几十位编剧，在管理上，每个责权利是清晰的，公司有个严格规定，创作期间不辞而别的，半途而废的，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相关权利，因为剧本生产有商业性质，你的中途退出，本身对项目就造成了伤害，且是极不职业的表现。我和闫刚，在将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再苦再难，也不允许自己对甲方说：我不干了。当你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宣告对自己职业的告别。足球运动员可以上场以后不踢了吗？只要有一次中途自己退场(哪怕你有再多的困难和委屈)，以后你还能在这个行业混吗？如果一部戏，编剧在中途退出以后，在戏播出时又提出署名和稿费，我认为这都是冒犯了编剧这个行业的基本底线。甚至还有人拿了出场费，临到出场时人跑了，比赛结束了又来争奖杯，这就更荒唐了。
说了这么多，都不如刘震云老师说的到位，编剧要走正道，不着急，不旁骛。现在有些编剧太着急了，着急挣钱，着急出名，于是必然不走正道，必然旁骛。抄袭、剽窃也好，争名争利也好，都是把自己看轻了，看贱了。写作者应该是骄傲的。这份骄傲包括我不屑于借鉴你的桥段，我要自己想一个超过你。这份骄傲包括我看不上你的成就，我要写一个更好的灭了你。我始终觉得，写作者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有时急眼了，有时迷失了，都不要紧，回到初心，去写写自己的故事，写写自己想象的生活，跟不同的人摩擦摩擦思想，一边写着好戏烂戏，一边不忘春风秋月，其实是非成败转头空，写字儿的人不论写什么，只要手对着心，写下去，让自己的精神高贵起来，也算给自己人生有了一个交代吧。
希望明年，中国的编剧们能有些好消息，比如获国际大奖，比如公司上市成股东，比如稿费上涨，比如每个人都称心如意地结婚或离婚，等等……最后，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
文/汪海林(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 )
琼瑶诉于正案
2014年5月28日，北京三中院受理了原告陈喆(笔名：琼瑶)诉被告余征(笔名：于正)、湖南经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东阳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东阳星瑞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12月5日，本案开庭审理。
原告陈喆在起诉书中称，其在1992年至1993年间创作完成了文学作品《梅花烙》，并自始完整、独立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余征未经原告许可，擅自采用《梅花烙》的核心独创情节，改编创作电视剧本，并联合其他被告共同摄制了电视连续剧《宫锁连城》并播出。原告认为《宫锁连城》的电视剧和剧本几乎完整套用了《梅花烙》小说和剧本的全部核心情节与故事脉络，严重侵犯了原告的改编权、摄制权，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故诉至三中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全部经济损失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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