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时间的流逝，那时候我、崔健、窦唯，包括刘晓东，在《北京杂种》里边出现的那批人，现在都已经年华已去了，都已经是很老了。那时候等于是在拍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点随心所欲，剧本只有几页梗概就开始拍了。那时候对自己有一种特别自由的感觉，电影最后呈现的状态也是半记录式的，所以说那个劲和这个劲不一样。这次我们做了很多采访，做了很长时间的剧本，也是希望能找到一些真正带有精神的东西，能够挖到一些东西，表现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状态。

张元：非要和天后、明星扯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必要，但是生活在今天的这些年轻人可以看到，那些已经成功、成名的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今天已经成功的歌手里面太多在酒吧里面唱过歌，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有种》里面的人以后会成为任何的样子。

张元：他们能够坚持活下去就是有种，我觉得是很了不起。有种这个词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讲的是平等的概念，后来演绎成挺野的一个词。这也是片名在国外不好翻译的一个原因，翻译过来以后觉得很粗鲁。

张元：绝望和挫折在某种程度上是年轻人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因为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

张元：当然我要站在他们那边，因为我永远不会站在强者那边，我永远是要站在弱者那边。

张元：你想讨论的是，受伤害是不是自己也有错？这个我不愿意多想，我认为“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在某种程度是一个比较卑鄙的说法。因为我是非常希望坚定地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确实遇到一些挫折，要讲受害，年轻人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受害，这种挫折中成长的，如果要是没有这些，怎么能是人生呢？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他们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张元：这词套在我身上不合适，我们都已经是过来人了。

张元：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电影也是一个励志的影片，可以说是献给年轻人的一部影片。因为我认为年轻都是最正确的，《有种》那本书上第一篇文章就是“年轻人是永远正确的”。

张元：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追求名牌，赚钱，这些都不错。有什么真正正确的价值观呀？我觉得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

张元：主要是青春就是好的。

张元：肉体是正确的，思想就更正确。

张元：改变我觉得是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活力，也失去了一些正确。

张元：上帝需要你过完一生。

张元：不是。向年轻人学，要多听他们的话。多纠正自己呗。人不要变得老奸巨滑，我觉得还是要像年轻人一样，单纯一些比较好。

张元：影评或者记者喜欢直接把一些名字套在一些人身上，什么励志片、地下片、第六代。但是第六代拉出来看就是这几个人。我觉得第六代在某种程度上还算是比较老实的一批，老老实实拍电影，就像你刚才讲的，喜欢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一些真实。这个可能在某种程度是他们的标志。而且我觉得这批老实人，今天还都在坚持着，这就很不容易了。

张元：我是特别希望多元，有各种不同的样子。有人批评《小时代》，但我认为很好，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因为并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价值观，追求名牌，追求金钱，追求这种《小时代》里面的青春，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因为你没有真正正确的价值观给他们。

张元：就是合理的，你没有正确的东西给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存在？

张元：我当然有我的态度和观点，这个态度和观点是坚持的。但是我特别希望去理解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是生存方式。宽容这个词是荷兰人想出来的，但是真正的人类进步也在于宽容这个词。就是我们能够去宽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接纳他们，而且还带着一定的同情心去看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人性中最美妙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人性的光辉。

张元：不管是基督、耶稣，或者是释迦牟尼，他们实际上都是给人类确立了一个非常光辉的榜样，就是平等心。事实上今天已经逐渐走向这方面，但人这个动物对美、对正义经常总是迟到一点。

张元：所有的这一切。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比较整个宇宙，人的一生就像一个波动的涟漪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刚才说电影里的主角们命苦，或者说他们挫折连连，实际上从正面来讲，还不如说是送给他们的好的礼物。

张元：我认为有的时候你在讲一切都是过眼烟云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感觉是不是自己太得意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不论是名誉或者是耻辱，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欣喜、高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绝望的时候，还算比较平静的。

张元：我觉得我是一个挺自由的电影工作者，你要看我的履历就能知道，除了拍电影之外，还拍过上百个音乐录影带；除了拍故事片之外，也拍纪录片。实际上去年和今年还做了两个网络微电影，一个是《床上关系》，一个是《艳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束缚，没有一定要做什么。为什么要拍电影，为什么要做艺术？做艺术不就是追求自由嘛。自由是很珍贵的，你追求自由，还给自己那么多的束缚？当然我觉得无论小贾的选择还是小帅的选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他们的选择都是对的，都没有什么错。

张元：完全不会。要是这样想，就太局限了。媒介有很多种方式，例如我认为今后的网络视频会撼动整个传统电影。最近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在南加州大学也有一个讨论，就提到了这个，网络视频会改变传统电影的表达方式，你说现在多少人在网上看视频啊！

张元：实际上真实生活中的故事，正在发生的故事，比任何编纂出来的东西都要有趣，实际上今天中国真是一个特别巨变的时代，有特别特别多有趣的故事可以拍。你编都编不出来，像薄熙来的故事，薄谷开来的故事，王立军的故事，包括我们生活中一些小人物的故事，都在巨变当中，很多故事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所以中国能像韩国八十年代初那样解除审查制度，中国电影会很不得了，会很有趣。

张元：我觉得他很有种，想干嘛干嘛。

张元：当时我们最早人的原形叫邢玉柯，在我展览那边，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不断做整容。最后在选这个演员的时候发现挺困难的，必须要找到那种味道，那种生活的感觉，和那种表达，都和这个很贴切的一个人。他好像就是上帝送来的一个礼物一样，太适合他演这个角色了，而且我觉得他演得很精彩。这也说明今天的社会进步了，我们在拍《东宫西宫》的时候，感觉这种题材还很艰难，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一直想说电影没什么大的用途，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审查应该放宽。但是有的时候发现电影也有用，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文艺作品，这么多的电影，使大家慢慢对于很多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了宽容和理解。

张元：一直我们没聊这个，突然又聊到审查（笑）。到国外一般第一个问题就讨论审查，因为这是中国比较特殊的地方。香港和台湾都已经实行了电影的分级，也没有任何的审查，你说他们出现了什么反人类的影片了吗？没有。问责自负。实际上对于在这个地方成长起来的人，哪个人脑子里没有一根弦呀，实际上自己都把自己的电影审查过一遍了。但是中国到今天还没有分级制度，没有分级制度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有女儿，我觉得有那么多的儿童，如果你拍很过分的东西，实际上也对不起孩子。所以我觉得心情很复杂，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今天就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