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就是我写《只要为你活一天》的时候。我的题材都不是那种先有了一个主题，一个故事在那，或者看了一本书，一个电影(《征婚启事》有点例外)之后才找到的，而是我生活中一些奇怪的经历。比如《只要为你活一天》，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骑着一个摩托车上了一个高架桥的时候，突然就下起倾盆大雨。台湾的天气就是这样子的，雨说来就来。我们叫“西北雨”。而我当时在桥上连躲雨的地方都没有，淋得一身湿以后，我赶紧下桥去路边找地方躲雨。台湾的建筑与闽南建筑格局类似，有那种我们叫骑楼的房子，可以躲雨。我走到一个骑楼里，已经有很多人在躲雨。然后，我很无聊，就在骑楼里到处走，后来走到一个地方，看到有一个咖啡厅，咖啡厅里有一个人。这样看着看着的时候，脑海里就出来了这个画面——有一个人因为一场大雨而停下来躲雨的时候碰到另一个人。这个画面就成了我这部电影的故事的出发点。《只要》中的男主角就是像我一样骑着摩托车在高架桥上突然下雨了，就去避雨，结果碰到了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人，从而引发了一些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

　　问：在《双瞳》和《征婚启事》中，电影的节奏感干劲利落，镜头的运用也很熟练，你在缺乏系统的训练的情况下，是怎么做到的？

　　陈：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缺乏系统的训练，我第一次当导演拍《国中女生》的时候其实是相当崩溃的。用现在的说法是很“瞎”。每天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工作人员都是老板自己指定的。后来有人转述给我听，说那些工作人员极度地想叛变，灯光对摄影师说你甭听他的，他根本就不懂。但摄影师还是听我的，还好。确实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太了解这些技术上的东西。然后自己看一些书，就是一些讲电影的拍摄文法的书。虽然当时台湾关于电影的书非常缺乏，但也还是有。在学校里还是有一些。因为开设电影课的话要开一些参考书。所以我也去看。为了看懂这些英文书，我将自己的英文提到了一个蛮高的境界(笑)。但一旦你到了现场，状况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每天要应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再加上那时候的投资老板对我也不够信任。我记得拍《国中女生》的时候——剧本虽然不是我写的，这是我的电影中唯一一部我不是编剧的，但那个故事也还是我想的。是我请的另外一个小说家帮我将那个剧本给写出来——开机拍到第三天的时候，两个老板出现了。老板是黑道。前三天都没有出现，我还挺乐。因为没人盯着我每天干嘛。但第三天老板来了后，老板就跟我说：陈国富，那个剧本我已经改好了，就在我的包里。我就傻了一下，我想：啊，我都已经开机了，你说剧本改好了什么意思啊。我其实始终没有看那个剧本，因为我排斥，我根本就不看，我继续拍。但我觉得压力非常大。看样片的时候，大家坐在一个很小的放映室里，老板就坐在我后面一排，看着看着就突然冒出一句话——“放冷箭”——说：国富你知道一尺胶片的冲洗费是多少钱吗？我记得听到这样的话我那时候真的不行了。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找侯孝贤喝茶。我说：孝贤，这个工作我不能干了。我根本就不行啊。然后，他听完我所有的诉说后，说：你还算好。他说他认识的所有的第一次当导演的，比我还要惨。他给我举了无数的例子。包括台湾的一个非常资深的老导演，侯孝贤给他干过场记，干过副导演。他说那个导演第一次排戏的时候，当喊了“开麦拉”之后，紧张得再也没法喊CUT。喊不出来了！他给我举了很多这样有趣的例子。当然对我有一些安慰的作用。反正我后来硬着头皮回去将那部电影拍完了。拍完以后，竟然还得了奖，老板也将投资收回了，还赚了一些钱。但当他要跟我签下一步戏约的时候，我是死活都不肯签了，以各种理由推脱。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其实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当你着手第一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管你的条件多么的困乏，或者说你技术上多么的青涩，但你的“气”一定会表现在那部电影中。就是说，可能你做不准确，比如说摄影的东西你不太懂，或者说剪辑的东西你也不太熟悉。但是你总能觉得一个东西是OK还是不OK吧。我当初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没有监视器，老板没有钱给我买监视器，我只能按照以前的老式的做法，就是站在摄影机旁边，直接裸眼看着演员在我面前表演。我还是要判断眼前的东西是不是我要的东西。那么如果它不是我要的东西的话，我要想到底怎么让它在下一条变成我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还是不断地考验我，让去控制镜头前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形成了我如你所说的对画面啊节奏啊等等的控制能力。但是我认为我自己在进步。我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我在不断地当导演不断地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精进我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