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双瞳》用的是一种比较算计的方法。刚才我也已经讲到这个。这个算计主要来自于我的不服气。我想在类型片的实践上去挑战过去对通俗电影的看法，并且期待能有一个商业上的成功。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过去通俗电影等于美国电影，我们自己也是看着美国的这些电影长大的。当然我的经历会跟内地这些同代人的经历很不一样。他们可能看得最多的是主旋律，苏联的或东欧的，而这些电影我们往往却看不到。我看得最多的就是美国通俗电影。我特别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是，我有很多同行，他们跟我一样，也是看了美国电影以后才产生兴趣并投身到电影行业来的，但为什么当他们当了导演拍起电影的时候，却背离了这种路线？我真的不理解，我也跟他们讨论过，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下次我一定要拍一部很通俗的电影。包括侯孝贤也是这么说的，我就被他骗过好几回。所以我就有这个志气吧，我想接受这个挑战。

　　问：那《双瞳》的故事具体缘起于什么？

　　陈：《双瞳》的编剧之一是苏照斌，他蛮有想象力。他的世代是属于昆汀•塔伦蒂诺的世代。应该比我小一个世代。算台湾的所谓第六代。就是侯孝贤之后的一代。而我是最尴尬的，我没有代。我其实是跟蔡明亮一个时代，是比较正统的。而苏照斌的时代是很肆无忌惮的。

　　他当时给我写一个故事。几乎完全是一个美国连续杀人案的翻版。我秉着想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将剧本做成的初衷，跟他聊。我说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在台湾发生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有些什么元素是只有在台湾才会发生而在美国都不可能发生的？就这样，从一点一滴开始，慢慢地推翻先前的故事，才架构成现在这个新的故事。

　　问：你在拍《双瞳》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这样的处理会让人觉得你将道教妖魔化了？

　　陈：因为这个片子的投资是美国人。他们当初也害怕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电影中常常有一些什么诋毁天主教的电影，教宗还要出来抗议，教徒在首映式上还会举牌子抵制，所以美国人当初也很担心这个。因为他们不了解道教，担心电影出来会会引起麻烦，发生丑闻。我当时对他们说你放心，因为中国人对宗教的部分是比较宽松的。尤其是道教，那就更宽松了。因为道教并没有基本教义，你爱拜谁就拜谁，关公，济公，等等，无所谓。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担忧。电影中关于道教的部分当然大部分是编造的，这样处理还是为了满足一个剧情需要。

　　我对拍电影存在一种疑虑

　　问：您的最后一部片子是《双瞳》，拍摄得很精致很华丽，商业上也大获成功，但从拍完《双瞳》之后的2001年到现在已经有7年，你再也没有拍片子了。为什么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拍电影，？电影在你的生命中的位置到底是怎样的？

　　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拍电影了，这个问题是我经常碰到的。台湾的，香港的，内地的同行都会这么问我。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我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不过我很确定，我没有离开电影这个东西。始终在这个圈子里。我进这一行，从来不是因为我有这个自愿，不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电影就立志当导演，然后再进入电影圈，我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原因很简单，就是说，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封闭的行业。如果你没有进电影学院，你家里也没有干这一行的，你就会觉得它比较遥远。怎么可能说想拍电影就拍电影呢？我作为一个来自一个台湾中部比台北小很多的城市的人，我喜欢看电影，但那是一个很孤独的行为。没有人跟我讨论交流，我也没有多余的资料来补充我对电影的好奇，我也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干电影。但后来因为很多的原因我走上了这条路。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对导演这个工作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欲望或者使命感。我一直这样告诉自己：如果我能拍出我想表达的东西。而这又不是其他导演也能随便做得到的话，那我干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无话可说，或者无话可透过电影说，或者说，我觉得我想说的话有其他导演比我做得更好的话，那我干这个工作就没有太大意义。我一直对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态度。所以有可能在《双瞳》之后，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所以就停拍了。这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