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的紧张是源于你内在的问题，还是外在的压力——比如说是因为对剧组各个技术部门的控制，或者对人际关系的把握所引起的？

　　陈：公平地说，两者都有。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外在的因素起得作用会大一些。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同行们是什么情况。我除了自己拍戏以外，包括我监制的戏，比如说冯小刚的戏，我经常都在现场。但是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待的最多的现场就是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现场，我发现他们也会变了一个人。杨德昌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你会发现他在现场比平常绷得更紧，有时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应。比如说他会突然说“收工”，这个时候他还刚开始拍第一个镜头！这种状态肯定是不对的，这个不对，他会认为是某个环节故意不对的，他会产生这种受迫害的妄想。关于侯孝贤故事就更多了。他在现场手捶桌子发脾气，结果弄成骨折第二天只好打着石膏来。还有脚踢“苹果箱”扭伤了脚的情况。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紧张的表现。我到了现场，我会很沉默，每次吃饭的时候也不跟人交谈，然后永远是第一个吃完，吃完后我马上就去监视器旁边，这弄得大家很紧张，因为他们正想利用这个吃饭时间放松一下，聊聊天，吸吸烟什么的。而一看我这个样子以为我刚一吃完饭就要催着大家开工了！其实我不是那样想的，但是我没有任何闲暇和心情去和人家闲聊。这个习惯有时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说梁家辉在演我的《双瞳》的时候，中间就崩溃了。他后来跟我讲，当时他还去看了心理医生。因为他觉得我好像很不喜欢他，他为什么会觉得我很不喜欢他呢，是因为他在现场可能会说个笑话读个新闻什么的而只有我永远都没搭理他。当他说笑话的时候，我的反应却是“来，准备(开工)！”那他就觉得，我肯定对他特别有意见。我觉得我以前的性格是有问题的。

　　我喜欢从女性的角度看世界

　　问：《征婚启事》拍摄于十年之前，今天再看这个片子，发现当代都市人的情感困境没有丝毫改变。请问刘若英在片中出镜的角度——也就是相亲、跟心理医生聊天这样的场景，你那样去安排有什么隐喻吗？

　　陈：这个电影拍摄过程比较奇特一点。因为我原来还写过另外一个有关征婚启事的剧本。但是我在拍摄前，就是资金到手以后，我就将那个原来的剧本给扔了。我认为那个剧本根本就不值得拍摄。因为我觉得它不是我原来要做这个题材的一个出发点。我原来的出发点是一本小册子，是台湾的一个女作家，叫陈玉慧(音)写的。她自己拿自己做实验去征婚，她在报上登了一个征婚广告，之后，在一段时间里，她收到了几百个电话留言，都是要来跟她征婚的。之后她跟其中几十个见了面。然后将那几十个人中间她所认为值得记录下来的人写了一下，出了一本很薄的书。我看了这本书很感动。那时候我还在拍上一部电影。我就问她可不可以给我改编成电影啊，她很爽快的同意了，没有太多的附加条件。我就根据这个东西写了一个情节剧。开拍之前，我也登了一个广告，要招聘一些男人。他们大致知道我要拍一部关于征婚男子的戏，就来应征了。这样的一堆人构成了演员中的一半，另外一半是我认识的演员。因为我认识他们就知道他们平常是什么样子。我就将这些东西揉到一起。揉到一起之后呢，我就像纪录片一样地去拍。我每天让这些男人来，事先都没让他们跟刘若英有任何的对戏或者创造，当然也没有剧本。我会在他们上戏之前先跟他们聊天，然后同时摄制组就在一旁布光。我会指定好一个座位，将男的带到座位上，我跟他们聊，是为了将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调动到一种我认为是我对那样的人的一个理解的准线上。现在我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很像催眠，我将他们弄到那样一个状态以后，就逮着他们开始先拍摄。先不拍刘若英，只拍他们这一边。所以对刘若英的要求是很恐怖的，因为她是一个演员——她从影的第一部戏也是我的戏——她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拍摄，对着那些男人就开始演。在演的过程中，她也会有一些自然的反应。但是等我拍完那些男人之后，可能拍了两千尺三千尺的时候，我把镜头掉过去拍她的时候，她特别为难。因为她刚才的反应已经做过了。所以你问她的戏有什么设置，其实就是我那样即兴拍出来的。关于电影的结局，其实我当初拍的时候，没想好要怎么结尾。所以我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没法拍了我就喊停。先休息。一会我还要想这个电影的结局应该是什么样的。虽然可能也有一些跟自己有关的深层的意义投射在这些镜像里，但是这不是设计的，都是我凭感觉，基于我对这个电影结构上的一种需求而拍摄的。也就是说，我借此去找一个出路。刘若英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电话留言，其实刚开始不是那样的，我原本要她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断地给我写像日记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再改。那可能里面潜藏着她的一些对情感的不安和恐惧。也有可能，我没有和她去研究过这个问题。我只是用它来当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