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高考——“人生”与选择

　　一考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国的高考是全世界最大的考试，尽管如此依然是中国人普遍认为的最公平的考试，每个人在高考面前都有了选择人生命运的可能。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当时没有足够的纸张来印刷试卷，邓小平批示暂缓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力以赴赶制考卷。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老诗人郭沫若也激动的宣称科学的春天到了。

　　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许多离开城市十来年的老三届、老知青也有机会参加考试，再也不必讨好各种关系以便戴上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接受教育。许多年之后，张艺谋导演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短片，本身也有着自况的味道，1978年已经超出北京电影学院(blog)报考年龄的工人张艺谋直接给文化部长写信陈情而获得高考机会。事实上，对于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泯灭正规的高等教育，1977年之前中国的人才储备近乎于枯竭状态，因此高考也是改变国家的命运。在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基本上都还是各种喜剧故事。时间到1990年代之后，随着独生子女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高考衍生出的故事，就给每个望子成龙的中国家庭带来了不同的悲喜剧，一张高考录取通知书不知道牵绊了多少人的心。

　　考上大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但意味着将要走向未知的社会和人生，尤其是农村考生，更牵涉到户口问题，一旦成为大学生，便可以“农转非”，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讲的就是高加林考大学和“农转非”的问题，通常又与感情甚至婚姻联系在一起，那些都是当年最重大的人生课题，当事人要遭受到舆论的重大压力。周里京扮演的高加林的悲剧人生，使得他成为1980年代转折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生存的困惑与价值的迷途，高加林是农民，可他又不是普通农民；高加林是知识分子，可他也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高加林是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结合，这一点决定了他的地位与身份的特殊性——在村里，他是唯一一个不用下地干活的农民，他做的是更具有意义的事——教书。高加林的文化水平很高，教一些农村小孩绰绰有余。可自从高加林被撤职后，他便陷入了困境。不教书就得下地干活，这是他极不愿做的。他是知识分子，农村不应该是他的归属，他应该进城去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才没有枉费他受过的教育。他的命运起伏有主动求索的成败，而更大的原因则是强悍而难以改变的环境背景。而身在城市的二子（陈佩斯扮演）就大可以胡搞，在《父与子》、《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等电影中做一个快乐的考试失败者。直到今天，高考仍然是平穷落后的学生走出大山的最重要的渠道，《香巴拉信使》讲一个邮递员几乎用生命来送录取通知书。从《迟到的春天》中涉及第一次高考中的紧张，到《考试一家亲》中当下家庭为高考操心中的紧张，这中间的差距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