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编剧与武术指导徐皓峰

梁朝伟练咏春拳。据说其实战能力不错

章子怡练八卦掌

张震参加八极拳比赛，还得了第一

　　徐皓峰：性质上不一样。武术的本质是杀人之技，等于说是国之利器不轻易示人，要在关键时刻才使用。体育是一种平时健身的方式，甚至都会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用这种方式来降低竞争性。而武术面对的是最大的竞争：生死。这两者在标准和方法上也不太一样。事实上，东方人的世界里没有教堂，东方人的教堂是聚会，比如说农村的拳场、城市的武馆，或者日本的道场。义和团之所以闹起来，就是因为拳场成为山东、河南乡村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建教堂，中国人反感，就建立了拳场，以此为基础才有义和团这么大的运动。拳场、武馆是清末以来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但是现在没有了，1949年以后延续了一阵子，但最后消失了。但文化要流传，必须是有一个形式的。像日本，并没有把东方的武技变成西方的体育课，还是以武道馆的形式保留了武士道文化，不仅传武技，还传规矩、传道德、传礼节。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去上跆拳道的道馆，上剑道的道馆，因为他觉得有规矩，有服装，有人和人交往的礼仪和团队的道德，而他们不愿去中国的武道馆，唯一的规矩可能就是廉价的松垮的中式服装，还可能有很多夸口的骗子。

　　东方早报：是否还有一些原因，比如生死观转变，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强调，使得武道渐渐与日常生活脱离，成为一种只可远观的东西？

　　徐皓峰：是，武道的生死观其实是“敢死”。你只有敢死，才可以坚守某一种价值，当然也许你最后是没死的，但要“敢”，我们原来的革命爱国主义教育也是这样宣扬的，日本武士道也是这种精神。如果一个民族“敢死”，它就不可战胜，因为有必须固守的价值观，有强大的精神支柱。而如果一个民族是以“好死不如赖着活”作为心理底线，那这个民族的精神一定是很单薄的，是垮掉的。如何重新塑造民族精神，光靠读书是不够的。

　　希望重塑叶问品牌

　　东方早报：你所提到的那些武林中人的文化、规矩，在多数武侠片中很难看到。

　　徐皓峰：武侠片在中国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劳动阶层的某种需要：体能上的幻觉的欢娱感、人种的欢娱感。武打片里男的打架一定要脱了上衣，也是这个原因。包括李小龙对功夫片的变革也不是在审美和故事情节上，而是改变了打斗的场面和方式，还要喊一句“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这就是一个人种学的口号。真正在审美上做出改变的是胡金铨导演，但是胡金铨并不为劳动人民所接受，他后期的武侠片，高级人种学的优越感的幻觉出现得很少，人们觉得看了不过瘾。有些东西可能你觉得它低俗，但是存在了很多年毕竟有它的道理，群众基本的愿望我们还是要满足，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一个文化产品只有一个层次。

　　东方早报：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港产武侠片奠定了他们对武侠的想象。

　　徐皓峰：香港电影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在东南亚及黑人地区，他们看武侠片并不当其是武侠片，而是当综艺节目，当一个晚会。你看香港很多武侠电影，情节并不完整，由一些打斗场面拼凑，但是对这个市场来说够了，拍到这个程度就可以赚钱了。所以这就造成了香港电影不重剧作，把全部精力放在武打和枪战上。技术上不能和好莱坞比拼，就发明了“小米加步枪”的方法——既然没有那么多钱置景，那么就用镜头分切来拍，结果倒别开生面了。这种方式的成功影响所有好莱坞大片的打斗都是港式电影的打斗、剪切，而它的失败也因此而起，精力过分集中在上面，对其他要求就放松了。而大陆的电影基础是在苏联电影的基础上，看很多香港商业片就觉得是简装电影，比较抵触。而且香港的商业模式是一部成功就不断追拍。有时候香港导演来大陆拍戏，第一部会很谨慎，但如果一旦成功，第二部往往就又回到“这样就可以了”的东南亚成功经验的思路了。比如，《叶问1》很谨慎，《叶问2》就比较薄弱，故事基本模仿《武林志》，接着到《精武风云》，导演就完全陷入“这就够了”的思路，大陆观众就会觉得“为什么越拍越差呀”。对于香港导演来说是合理的商业举动，但是大陆观众有作品的概念，来回比较就会觉得一部不如一部。

　　东方早报：但这种方式反过来也会引导观众的口味，你怎么看这种影响？

　　徐皓峰：全世界的人看日本的剑戟片，看的是里面的文化；看中国的武侠片，看的是里面的打斗场面。这么一对比，差距就体现出来了，但这也是有必然的：日本在自卑心理中，有一种文化上的诉求，所以就发展起来了；中国武打片是只要打下去就能赚到钱，所以不能纯粹从文化上去评价谁高谁低。日本在二战前的武士剑戟片也是单纯暴力的，但因为融入文化的东西，才到现在的境地，不然就死掉了。像美国西部片，因为只是打来打去，背后的一点点文化依据太单薄了，就死掉了。到下一阶段，武打片也一定要融入文化的东西，不然是会死掉的。

　　东方早报：武侠片的出路有哪些方向？

　　徐皓峰：一方面，像日本剑戟片一样，更多保留传统的意识、传统的风俗。另外一点，武侠片和生活是有距离的，所以武侠片可以和黑帮片一样，成为一种寓言性的电影或者说是一种比喻性的电影。毕竟黑帮片很多时候并不是在说黑帮的事，人们看黑帮片并不是学着如何除掉办公室的同事。黑帮片通常完成的是两件事，一是完成雄性的图腾，二是对权力结构的隐喻。

　　我自己的电影，我命名为“武行电影”，跟武侠有一定区分，因为武术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的行业，我接触过的武林人物是真实的、在城市里定居的，武功招数是有渊源的，是一个实在的行业，按照规矩、按照人情运作，但我还是需要培养自己的观众。比如金庸很成功，他把武侠小说的读者的文化层次提升了，我希望在影视上做到这一步，看惯欧美动作片的人，第一次看我的片子可能有一个审美落差，有反感，可是看第二遍的时候，就可能会觉得里面有妙处，有道理。我还是希望能培养一批文化程度稍高，最好是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能产生共鸣的观众群。

　　东方早报：你是否觉得一些武侠人物比如叶问被过度消费了？

　　徐皓峰：这个现象和香港电影追拍的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当年李小龙去世的时候，全世界出现了100多个关于李小龙的电影，中国人、泰国人乃至黑人都来演李小龙。这是一个高度的消费品，也是无可厚非的商业模式，跟电影市场的不稳定相关。比如美国电影的商业市场相对稳定，制造的东西不会被过度消耗，所以《蝙蝠侠》大卖之后，一定隔几年再拍，不会跟着拍，而且非常谨慎。这就是品牌意识和跟风意识的差别，前者看的是品牌的商业潜力，不能倒，不能让它贬值，我们目前的电影市场还没有这意识，一看这个赚钱就赶紧都来了，还是小商小贩的水平，这也是中国制造业那么发达但是没有建立起世界品牌的原因。叶问的确是被过度消耗了，但希望《一代宗师》能够重塑起这个品牌。

　　东方早报：民国时期有武侠热，上世纪80年代也有过，这两种武侠热的心理成因是否相同？

　　徐皓峰：民国时候的武侠热，一是因为闲人社会里大家有谈古谈奇的需求，二是面临列强入侵，要寻找文化的自尊心，所以很多武侠小说会写传统文化。当然这种自尊心可能也是精神鸦片，比如还珠楼主的小说里，有炸弹、原子弹之类，但这不是科技发展，而是武功练出来的，所以还珠楼主建国后写的检查，说自己写的是精神鸦片，这个词很严重了。上世纪80年代的武侠热，是因为现实生活单薄的悲哀。我们那代人当时最盛大的文艺活动就是看周润发的《上海滩》，受到的教育就是黑帮教育。之后才看到金庸，当时最吸引的不是武功招数，而是其中对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展示。这才知道了生活的丰富性。

　　东方早报：可以理解成，武侠热里有一种希望重建民族主体性的需求吗？

　　徐皓峰：其实这30年，我们没有建立起主体性，我们的价值观是混乱的，很多人觉得活在拜金主义时代，觉得没有人情，没有道义，人也是没有风度的。上世纪80年代的武侠热相当于只是打了一次鸡血。之前百废待兴，社会逐渐稳定的时候，大陆也学香港，拍了几部武侠电影，《武林志》、《少林寺》等都不错，但之后武侠热非常迅速过去，被霹雳舞热取代了。

　　东方早报：还没有到一种文化自觉的程度，只是一种潮流？

　　徐皓峰：对，这种热迅速被别的东西取代，而且对文化的新鲜感也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90年代经济搞活之后，大家唯利是图，钱成了唯一的标准。街头打群架的，唱歌的，比拼录音机的事都没了，都忙着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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