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选择为《亲爱的》，去电影院里恸哭一场，“眼泪”似乎成为大众对于这部电影的最佳解读。立足社会话题的创作初衷、相互照应的两方对立家庭、撕心裂肺的表演状态，每一部分都在尽力按压着观众的泪腺装置。
这种“哭”的情景，也让人想到了几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但眼泪，从来不是评价一部电影的标准，无论是面对灾难、还是面对亲情。
同样是催泪大片，《唐山大地震》在民族创伤寻找泪点；而《亲爱的》则温和、谦虚得多，没有“不哭不是中国人”这样的喧嚣口号，而是通过平凡人的视角去讲述两个家庭的悲剧经历。因此有人为陈可辛鼓掌，也有人说《亲爱的》是投机，逃避了最现实、最犀利的问题。
另一种说法，《亲爱的》能够上映、掀起这样的话题，已经是一件“功德”。但和“眼泪”一样，“功德”也只是电影的附带部分而已。
可以说，《亲爱的》并没有讲完它的故事，也无法讲完它的故事，片尾纪录片式的展映，宛如大幕落下的一道刺眼光射，使得电影本身更无力，让人感受到“现实”的力量，比电影更强。
从文艺片到商业片，从香港新浪潮到内地市场，陈可辛的转身绝对成功，而《亲爱的》更显示出他对冲突、情绪的拿捏，“一切为我所用”是最精妙的手法。片中几次强烈的冲突，田文军与骗子的对峙、黄渤郝蕾与赵薇追抢儿子的大战、公益活动上众人围攻李红琴、以及争夺吉芳的官司，是整体沉痛情绪里的几次高潮，令人印象深刻。在观众流泪的间隙里，抛出紧张节奏和揪心场景，而后再将人们的心绪拽回“哭”的位置里，《亲爱的》很成功，比《唐山大地震》更精妙。
但《亲爱的》确实也在避重就轻，陈可辛所选取的人物和视角，回避了社会的不作为，而是通过李红琴一方、与田文军一方的对立，把纠结问题抛给了观众“为什么会这样？”甚至也会有人得出结论，“双方都是令人同情的”。似乎，这就是电影中的两个对立面，以及他们所呈现的问题。
为了突出扩大这种对立，《亲爱的》也极力放大人性关系中的矛盾，把“不理解”变成了一大利器。当赵薇饰演的李红琴，前往深圳企图找回女儿的抚养权，福利院的不理解、鲁晓娟的不理解、法官(也也代表着情法层面)的不理解，把这种矛盾再度深化。从情感上来说，这当然没有问题，也符合逻辑、符合观影人的心态。
最激烈的一场冲突戏，是赵薇饰演的李红琴在公交车上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站在街边，参与公益活动，她奋不顾身冲过去抱住孩子，却因此触发了队伍中丢失孩子的父母亲们的怒火，所有矛盾指向李红琴，打她、骂她、攻击她，弱势群体的概念在这一瞬间被翻转。
这当然是一种讽刺，但更多人的会为父母们找到合理解读，这背后的最大借口，就是“不理解”——如果当下是自己，也会做不到，所以才会这样。强烈的代入感、潜在意识里，也都认为《亲爱的》所讲述的故事，是合情合理的。
陈可辛的功力在此，通过电影引导观众，去为矛盾找到答案，每个观众的想法都不一样，但大多数都可以为电影里的人去“将心比心”。这是《亲爱的》在社会题材上的最大成功，然而它还是一部只说了一半的电影，因为电影在此刻，只是电影，是艺术的表现手法。
片尾的记录片段，是《亲爱的》在电影语言里无法达到的：黄渤可以对赵薇说“我最多做到不恨你”，依靠这种“放不下”的情感，才能够支撑《亲爱的》两个小时的对立和冲突，才能一次次带出适合流泪的场景、情境；而纪录片则集中发力，突出展示了现实里发生的真正可能性。
黄渤的原型，与赵薇的原型，比电影中更了不起，他们以自身的朴实、平凡去尝试和解，去尝试互相理解，因为生活不是电影，不需要依靠别人的泪水来丰盈自己。人们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新闻节目和追踪报道，电影中的原型人物们接受采记者访，显得平和、冷静，他们接受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在经历痛苦之后选择了互相理解，反而比电影里的戏剧张力，更加感人，或者不像是电影那样极致、拔泪，但却给出了人们，共同应对悲剧的解决方案。
在充斥着戾气、暴躁的时代里，《亲爱的》借助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讲述了颇为现实的社会话题，当然也令人期待社会能够更好地处理这类事件；但《亲爱的》也让人真切感受到，现实比电影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或者可以说这是《亲爱的》失败之处，也是它的成功之处。有的电影永远不会停、让你永恒回味；也有的电影说不完故事，需要另一双眼去看另一个世界，才能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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