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长凤新
以往活跃在文坛乐坛的才子们，今年纷纷贡献电影处女作品。内地韩寒有《后会无期》，香港陶杰有《爱·寻·迷》，近期则有崔健的《蓝色骨头》。跨界行动需要投入十分心力，以示他们可以通杀四方。不管过往姿态如何，何方阵营，在头一部电影作品上，他们如出一辙地涉及同一个问题：寻父寻枪。
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只有中国的孩子才会这样问。爸爸其实不存在。鲁迅说过，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后会无期》里的爸爸其实没死，就像唱《平凡之路》的朴树当年唱过的另一首歌，“有一天爸爸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他没去陌生山谷，而是同另一个女人隐居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也相当于去了绝情谷，因为他对前世妻儿不闻不问，简直匪夷所思。《爱·寻·迷》与《蓝色骨头》更为直白，让父亲的一支手枪在片中时隐时现，神乎其技，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众所周知，枪是男人的命根子。
作为男性性别角色的代言人，枪并非一个新鲜的隐喻符号。比如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里，姜文时不时朝天空放枪，一枪一个准，鸟雀噗噗落地；又或者朝房祖名举起长枪，恐吓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身无长物，表示男孩距离男人还有漫长的一步。《蓝色骨头》里的父亲有一把自制手枪，一次不慎走火，母亲用它打掉父亲的一只睾丸，彼此郁郁终生。这不禁让人想起崔健的名作《红旗下的蛋》，以及“蛋蛋的忧伤”。片末，父亲靠这把手枪，向世界争取最后一点本钱作为遗产，同时完成自己的英雄葬礼。只是最后不知该如何处理那把枪，只好丢在了青山绿水间。
香港电影《爱·寻·迷》更是剑走偏锋，演绎一段现代聊斋：儿子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谁知曾为警员的父亲携枪潜入民间，重遇时已变为阿莫多瓦电影里的人妖爹地。“我日日站街头等，却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他哀怨地对儿子说，哭花了浓妆。过去是残局，今天是迷局，明天是什么结局？儿子带着这一疑问，领回父亲自宫去势的这把遗物，饮弹自尽。新年夜的上空，腾起蓬蓬烟花，一声震得人心恐，那年烟花特别多。
关于家国身世的此类隐喻，不可谓不沉重。由文字、音符转变为影像，才子们好像必须得放出这一大招，才能过去自己那道槛，或者，才能自觉征服得了旁人。至少在国内这些跨界的新导演那里，寻父寻枪仍是一个屡试不爽，或者说无法绕过的密码。不知对于国外观众而言，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小儿科。他们银幕上的枪声早已泛滥成灾，浑身是G点，不会一生跟一把枪过不去。
不过，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也说：“难道伟大的艺术家就应该拒绝使用手枪吗？当然不是。伟大的电影中也有枪战，但是艺术家又一次以别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他以吴宇森与北野武为例，形容子弹在他们的电影中已经转化为某种舞蹈。子弹穿越苹果，哗，爆米花好美……子弹的舞蹈，我们却少见。不论是文坛高手，还是摇滚老将，一拍电影，触及父与子的母题，枪是枪，弹是弹，紧张兮兮，擦枪走火，便是终生遗憾。永远宛若初见，一点不忌讳手段陈腐，想象力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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