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长凤新
羊年央视春晚将至,据说语言类节目将达十多个,最受媒体关注的,并非老面孔有什么新招数,而是一个反腐题材的相声。毕竟这是社会热点,各方关注度极高。作为响应时代召唤的文艺作品,能怎样演绎反腐题材,以及演到什么地步,颇令人好奇。
翻开春晚史,那些针砭时弊、入木三分的相声作品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提及公款吃喝,牛群、李立山的相声《巧立名目》立马浮现于眼前:为了纪念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而在全聚德烤鸭店举行纪念活动,拟订预算——390块。不写400,因为“国家的钱不要浪费,省一点是一点”。隔了20多年来看,依然鲜活淋漓。
参与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历来备受瞩目,其地位又有着天然的尴尬与矛盾。一方面,春晚已被视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国家项目,语言类节目也必然承担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乃至传达“国家声音”的任务;另一面,既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也不得不找大众借来笑料、段子、流行语,从而被视为代表民间智慧及群众呼声。带着庙堂与江湖这两极的深切需求,既要教化,又要娱乐,既要有棱有角,又要无伤大雅——在戴着镣铐的舞蹈中,如此前行了三十多年。
回顾相声的衰落,很多人归咎于其讽刺精神的丧失。避重就轻之下,只剩隔靴搔痒、插科打诨,生命力必然萎缩,以致面目可憎,无人喝彩。创作者则将其归咎于春晚审查机制,这也是每年媒体报道的一大重点,数十道工序,层层过滤,字字句句务必严格把关,精心锤炼,确保亿万观众看得放心,笑得开心。在那些“不成文的规定”里,则包括了“不能伤害任何特定的群体、不能骂医疗、不能骂教育体制、不能让农民工觉得难过”,浑身是G点,哪都不能碰。赵本山此前就对媒体讲过他的小品《牛大叔提干》(1995年)、《三鞭子》(1996年)是如何被修改得全无讽刺力度,以示并非创作者忘了本心,而是囿于环境束缚,只能委曲求全。想刻划时代肌理、反映社会问题而不能,据说一度让他们痛苦不堪。
形势似乎有所好转:过去两年,举国上下新一轮反腐败运动迅猛开展,在这一时代强音之下,文艺作品理应可以“奉旨批评”,那么,会不会给相声与小品带来春天?
这或许取决于:第一,创作者的讽刺功能有没有退化?歌颂型、撒娇型的相声讲得久了,还会不会嘲弄、揶揄、反讽?讲得稍微大胆些破格些,会不会自己都被吓细了胆子?
第二,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在守候吗?过去多少年里,从郭德纲相声、“立波秀”、“金星秀”,到遍及短信、微博、朋友圈的各类段子……泼辣毒舌式的,快刀乱麻式的,绵里藏针式的,大众话语中俯仰皆是各类讽刺手法,群众哪样见识得少了?再者说,“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的“真人秀”在媒体上接踵摩肩,前脚还是满口礼义廉耻,后脚便东窗事发铛锒入狱,已经足够讽刺——如今是不是还用得着借相声小品来隔山打牛,替公众一吐胸中郁闷之气?清风拂山岗式的点到即止,只怕早难满足观众的胃口。
第三,春晚舞台还适合讽刺类语言节目的存在吗?虽然时代进步,大众心理承受底线不断刷新,但渐成新民俗的春晚,与传统民间年俗并无多大改变,过年要讲吉利话,放之四海而皆准。想要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会不会给普天同庆的除夕之夜抹上一丝不谐之音?当然需要慎重考虑。
“除夕无战事”,那段反腐相声该如何讲得四两拨千斤,又皆大欢喜,确实考验人——所以,请拭目以待。至于语言类节目是否会借此迎来第二春,更只能骑驴看唱本——边走边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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