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元涛
看一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可知文明的最高程度；看一个社会里女性的自身表现，可晓国民的基本素质。民国时期，中与西交锋，传统与现代杂处，男人女人，内心一样的激荡。尤其是女性，身负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寻找与确认自我，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男女平权，众说纷纭，当年如是，今日亦如是。娜拉出走之后，并没有白马王子在半路跪迎，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今天我们看国民时期七位美女的日常与非凡，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立以立人，应该是恒久的人生座右铭。
杨秀琼：看大姑娘洗澡
就在1907年，澳大利亚一女子安妮特在美国旅游，着露肩露大腿的泳衣出现在沙滩上，还被法庭控为“公共场合猥亵暴露罪”。那么，1933年，少女杨秀琼参加全国运动会，着标准泳衣出赛，引得南京市民争相呼朋唤友：“走啊，看大姑娘洗澡去！”这就没什么可怪的了。安妮特的罪名可疑，她猥亵了谁？是男人的目光吗？而民国时期，洗澡与游泳在大众眼里严格区分开来，倒真是自杨秀琼始。
杨秀琼在那次运动会上一人包揽了女子游泳五项金牌。一夜成名，“美人鱼”雅号红透大江南北。一时间，大姑娘游泳呈蔚然之风。在北京，有三名时髦女子酷爱在公共游泳场模仿杨秀琼，因其中一人微驼，被称为“美人虾”；又一人口阔，被呼为“美人蛙”；再一人肤略黑，众人遂称之为“美人龟”——这都是民间笑谈，摆不上台面的。
能摆上台面，被当成报纸娱乐头条的，还是那些围绕着杨秀琼的大人物。其时民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负责主持运动会事宜，所以在杨秀琼再从广东东莞老家来南京作游泳示范表演时，他楼台近水，竟亲自驾马车到下关车站去迎接。照片登在报纸上，轰动非常。据传，褚还有意巴结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把杨撮合为汪的小妾。此说未必可信，因为汪夫人陈璧君是有虎的母老虎，褚宜民如果有那么大的胆子，也不至于后世投靠日本人做了落水的汉奸。当时的漫画家张光宇据此传言曾做一画，愁眉不展的汪精卫眼望玻璃缸里的美人鱼，徒唤奈何——这倒可能是汪精卫的真实心态吧。
遥想当年，有关杨秀琼的新闻足足热闹了个把月，报章杂志连篇累牍，连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在庐山接见了她们一家。连鲁迅也被惊动了，在给徐懋庸的《打杂集》写序时忍不住说了一嘴：“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杨秀琼)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要知道，他老人家一向是不喜欢谈风月的，可一旦谈起来，也是十分入骨，因为他又说：“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
而真正在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是一位当时名扬上海滩的相学大师韦千里，他在报纸上公开为杨秀琼批八字。这里有分教，按理说女子的八字应是最高机密，看今天的明星们哪个不对此讳莫如深？可见，那会儿，明星的经验还不太足。大师说的，也不过是些两可的话。他说杨十九年华春心动，这不用他说，那时节女子尚早婚，十九岁再不嫁，就老家里了。大师又说，杨晚年“危如累卵”，凭什么呢？就因为杨属羊！这一点，大师也从俗了。是的，杨晚年，在风光的意义上没能再上层楼，混个第一夫人第二夫人当当，可是，一个女孩子，15岁即已登顶人生，夫复何求？多少属马的女人在厨房里劳碌了一生，多少属牛的女人在田间挥汗了一生——说到底，活人，就是一口心气的事儿，你若一门心思沉溺于不良的自我暗示，就算你属凤凰，也会在梦里被人拔掉羽毛变成一只鸡！
杨秀琼与阮玲玉、周璇是同代人，她们往往挤在同一块娱乐版上。阮与周，倒真是晚年危如累卵，一个自杀，一个疯掉了。而当时的舆论也曾不怀好意地指出过杨秀琼“擅交际”，想来，杨是有着体育人士的直接了当和愣头愣脑的精神，而没有文艺界人士那么多的弯弯绕肠子，因而面对同样的流言蜚语，杨却活得相对平静。树不动，风吹得再猛，也不过是洒扫灰尘吧。擅交际，不是罪名。爱体育，在当时也是得到过一些健康媒体的大力褒扬的，甚至都提高到了改变“东亚病夫”形象的高度，如《玲珑》杂志就这样说：“林黛玉式的女子是我们的耻辱，现代人如果没有刚强的体格，便不会有远大的目光和伟大的希望。”
周璇：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在一般人看来，刘晓庆只有摆布男人的份儿，却从未受过男人的伤害。与她有过纠葛的男人先后有陈国军、姜文、亚丁、伍卫国等等，分分合合间，刘从来没有透露过她因之而情感受伤的半点消息。刘的境遇中有波澜的部分，看起来似乎只与钱有关，包括坐牢。而同为明星，同为女人，周璇却要忍受金钱与情感的双重打击，因而显得更软弱，更无能。
《花样年华》是1946年10月香港华联出品的电影《长相思》中的一首插曲，《长相思》讲的是抗战期间游击队员家属在上海的经历，因而周璇原版的《花样年华》当年吟唱的是抗日主题，如今却在张曼玉与梁朝伟的情欲纠缠中作为背景数度出现。“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美丽的生活，多情的眷属，圆满的家庭。”这里的花样月样与冰雪样，说穿了都不是人样，与仙子们相去不远，所以泥做的男人哪个能配得上周璇？那么，周璇想如愿得到后三种“生活、眷属、家庭”，基本上就难于上青天了。
关于周璇，最常见的说法是：“三四十年代女人的时髦表情是典雅而妖媚的，既有周璇那样传统可爱的小女儿态，也有秦怡般雍容华美的丰姿。”小女儿态应该是最容易获得幸福的，可周璇的遭遇却不折不扣验证着“红颜薄命”的古话。
周的第一个男人叫严华，坊间舆论都认为，他是周璇的最爱。在他身上，周璇寄托了少女最美好的憧憬。他魁梧，方正，感情丰富，周璇始终把他当作大哥、老师和保护者。周璇的生活中，太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了。周璇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叫做周文鼎，母亲花旦出身，是父亲的二房。直到有一天，智力有问题的二哥哥来她这里要零用钱时，无意间露出了一句话：“阿爸不喜欢你！你不是阿爸养的！”周璇如坠冰窑，从此，她开始花费一生的时间来找寻自己的亲生父母。不知自己的出处，非亲身经历者，无以体会其中的苦楚。这种寻找，是周璇至死不醒的噩梦。但周璇和严华婚后的快乐并不持久。绯闻，今天令很多小星星求之不得的绯闻，却使当时的周璇以为严华有了外遇，也令严华误会她另结新欢。冷战之后吵闹，吵闹过后周璇出走，两个人的婚姻终于走上不归路。
明星毕竟是明星，后世人容易看到她的苦，她的悲，可她自己该知道，她也是独享过无数荣华与风光的。因此，有时候，她也容易太把自己当回事，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很多明星婚姻不幸福的因由。周璇与石挥的失之交臂，恰可用这种心态来解说。
周璇早就看过石挥的戏，他维妙维肖地塑造各种人物，成为周璇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但两人见面时，谈话虚虚实实，感情真真假假，在生活中也像在演戏。直到1946年周璇去港前，两人依依惜别中才互吐衷情。在香港，周璇不断听到身边的人告诉她石挥对她的爱情日渐淡薄，甚至还有上海版的小报为证，并不断怂恿她与石挥分手。这一切如一股冷气，使周璇复燃的爱情火苗渐渐熄灭。周璇回沪后，与石挥的见面是客气的寒暄，周还没来得及责问石的负心，石挥就以刊物上周璇“决不与圈内人配成佳偶”的话作反问了。一阵难堪的沉默，一对艺术家的恋史，就这么匆促地结束了。
这样，一个名叫朱怀德的年轻商人捞到机会了，他不但四处奔走为周璇介绍医生治病，还时时关心周的积蓄，为她经营，使她得到三倍盈利。朱怀德表现得既体贴又有能力，周不能不动心。1949年春，周璇与朱怀德同居了，周璇将全部积蓄交给朱。朱带着钱回到上海，却如黄鹤般杳无音讯。1950年，周璇带着朱怀德走后产下的孩子回到上海，谁知朱怀德已经与一名舞女混在一起，见了周璇怀里的孩子竟说：“这孩子，恐怕和你自己一样，是领来的吧？”这出人意外而又刻毒无比的否认，破灭了周璇对他的信任和幻想。彻骨的寒冷浸透了周璇，当她拍摄她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平鸽》时，“验血”两个字，像突然的闪电刺破她脆弱的神经，她假戏真做，绝望而痛苦地哭起来，在惨楚的哭声中不断哀诉：“是你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验血！验血！”
周璇疯了，从此，整整五年，周璇一直被困在另一个世界里。今天谁要提起一句“金嗓子”，没准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接一句“喉宝”。商业时代，怀旧已是如此不合时宜，空留慨叹，是落寞文人在角落里的哀鸣。阮玲玉早早地死了，周璇却晚晚地疯了，谁的结局更好？这样的问题不能想，一想起来，顿时心生怅惘，兀自心痛无人知。1957年，周璇的病情才得以好转，在此期间，她与一直热诚而殷勤地照顾她的唐棣先生，日久相处，发生感情，两人结合，生下一子。但是同年9月22日，她就去世了。
29年之后，周璇的两个儿子周民与周伟，因为遗产问题，把他们的养母黄宗英告上了法庭。依当时的社会风气，黄宗英还颇以当被告为耻，不像今天，有些人会用先当被告后当原告来为自己赚名赚钱。
胡蝶：当美女遭遇赖或无赖
1977年春，我读小学，任少先队大队干部，在很多个星期三的下午，要到学校去，和老师们一起听校长宣读批判“四人帮”的内部材料。那是些沉闷的昏昏欲睡的午后，只有听到“江青向蒋介石献媚”时，大家的精神才会为之一振。我并不知晓献媚的具体意思，但凭少年的直觉，知道那应该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一种不好的行为。一个女人，居然向反动派的头子献媚，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除了阶级仇之外，对江青的痛恨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动机。
多年以后，看胡蝶的传记，又一次体会到了这种震惊的感觉。胡蝶，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堪称佳人如玉，岁月似梦，她的弯弯笑眼和湿湿眼神有着迷一样的魅力，浸透着既人间又天堂的芬芳。可她，却曾委身戴笠，那个在历史课本中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那个在影视剧里阴险狡诈，整天与辣椒水、老虎凳为伍的人！如果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表达的毕竟还是一种惋惜，那么胡蝶与戴笠的勾连，简直会让我们在不自觉间对胡蝶也鄙夷起来。
那么，这种鄙夷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鄙夷一旦发生，我们就对一些基本事实也视而不见了呢？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披露，戴笠并不是那样一个歪戴帽子三角眼的恶人，况且，退一万步讲，就算真是一个从地狱里偷跑出来的恶魔，也会有一个人该有的正常情感欲求吧，因此他对胡蝶一见钟情，很真实，很可理解。但我们还是会觉得，一个电影巨星，一个特务头子，两个人的生活层面相差太远了！有史家披露，为把胡蝶追求到手，戴笠使用了特务手段，以求速成。最糟糕的是，当时正值抗战，胡蝶本来藏在香港，想过份小户人家的日子，不想却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军方逼她去日本，要拍一部观光旅游纪录片《胡蝶游东京》，借中国大明星给大日本皇军及“中日亲善”歌功，胡蝶只好与丈夫潘有声一起逃往内地。
逃难途中，兵荒马乱，胡蝶托人运送的三十大箱物品被劫走。消息传来，胡蝶当场晕倒，那是她半生的积蓄，以后可怎么活？此事被胡蝶在上海的朋友杨虎知晓，马上通知了戴笠。戴老板大喜过望，这真是一只天鹅拴着红线从天而降。他马上给他的军统特务们下了死命令：找不到东西提头来见！整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迅速运转起来，黑道白道，多管齐下。可是几个月后，还是没有头绪。戴笠坐不住了，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他先把胡蝶委托的转运人抓到监狱，给了个侵吐他人财物的罪名，以造成人脏俱获的假象，然后，他手掐胡蝶开列的失物清单，派大小特务们四处购买，到底凑满了三十大箱，封好，送到了胡蝶的面前。
即使胡蝶是个傻子，也该能看出来此箱非彼箱吧，但胡蝶却领了戴笠的情，照单全收了。此后，戴笠有事没事就往潘家跑，尤其盼着胡蝶时不时地病上一场，他好借机问医送药，在病床前嘘寒问暖。要知道，抗战的艰难时期，医药奇缺，往往是一支金鸡纳霜就能救人一命。值得说明的是，戴笠在胡蝶面前，一直表现的像一个合格的情人。柔情蜜意，风情万种，小心呵护。同样是老牌的特务沈醉说过：“戴笠得到胡蝶后，行为稍好一点。”然后，戴笠利用手中权力，给赋闲在家的潘有声找了份工作，送他到了昆明。潘有声一走，戴笠趁虚而入，与胡蝶秘密同居就水到渠成了。据野史载，胡蝶也是以此为耻的，还曾从戴公馆偷跑一次，又被戴的副官劝了回去。直到1946年，戴笠乘飞机失事于戴山，胡蝶才重获自由。
当美女遭遇无赖，当场受害的是美女，被旁观者和后世垢骂的还是美女。这是我们的传统里代代相因的成例。我们不去清剿罪恶的渊薮，却对浮在死潭表面的泡沫痛心疾首。而那些被我们称为无赖的人，恰恰都是有“赖”的。如果真是“无赖”，走私贩毒行贿受贿欺男霸女一类的事会少很多，世界也会太平很多。
我并不想天然就把女性看作是受害者，无原则地为她们辩护，我只想说，无视罪恶之源，放纵那种病态的打探和偷窥欲，以及拚命地添油加醋渲染细节，对这种无良行径，我们自己要有足够的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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