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麦康纳和杰瑞德·莱托的表演(和外型)显然成为《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最直观的看点，这两位帅哥联袂奉献了可能是美国电影史上最纠结、最缠绵、最惺惺相惜又最深恶痛绝的一对男同性恋形象——别误会，我说“一对”并不是说他俩塑造的角色真的有什么性爱关系，而是，他们真的在电影中让人看到了某种触动人心的超友谊情愫，即使对大多数异性恋来说，这种情愫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俩人实际上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在为生命权而共同抗争)。
放在当下美国的语境里，尊重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的权利已成“政治正确”的不二之选，即使你心里不愿意，在诸如电影之类的大众传媒里也得假模假式的容忍一番，不是吗？不过，当《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以一个恐同者做主角时，反而可以“政治正确”的大放一番厥词：马修·麦康纳用一口浓重的得州口音肆无忌惮的辱骂着莱托这个男同性恋——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不少同性恋人士而言，莱托的表演其实不无扭曲，事实上，在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中，一直很注意不去刻意展现夸张的异装癖等形象，因为这类形象本身就包含着对同性恋的片面认知和歧视，也是一种妖魔化的理解。
当然，电影是电影，并不是社会学调查报告，即使是改编自真实事件，也必须用宽容的心态来重审电影作品在艺术上的合理性。主人公伍德罗夫是一个罹患艾滋病的恐同者，这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戏剧矛盾，而且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底层“恶棍”，职业是得州油井的电工，酗酒、嗑药、嫖妓，生活中黄赌毒一样也没有少，甚至开赌局时还黑其他赌徒的钱，谈不上大奸大恶，但绝对跟“高尚”无关，为了更好的表现出这个形象对同性恋-艾滋病认知的心路历程，用一个他几乎在生理上就讨厌的异装癖同性恋与之搭档，当然最容易出戏(现实中伍德罗夫是否真有这么个好友我并未考证)。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影片其实从道德、法律的冲突着手，为我们出示了一个法理困境：为了保护公民的健康，美国人制定了法律，必须使用经由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但对艾滋病人而言，他们根本无法熬过漫长的药品临床实验期，于是他们展开了自救行动，组团走私药品而且私自用药。对伍德罗夫这么个得州“恶棍”而言，就算染上了艾滋病，他也不会坐以待毙，而且向来不太遵纪守法的他雷厉风行，在达拉斯成立了这么一个“买家俱乐部”，组织了一大帮艾滋病人购买未经FDA批准的药物，为此，伍德罗夫成了私药贩子，满世界走私艾滋病药物，而且涉嫌非法行医——但是，他确实延长了不少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
单就法律适用而言，伍德罗夫的行为当然是违法的，但最后反而是他把FDA告上了法庭。当然，法官对伍德罗夫的遭遇和抗争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但整个医疗卫生法律制度不能因此而崩溃，所以伍德罗夫败诉了，但获得了给自己用药的权利——当他回到办公室时，所有人列队为他鼓掌，对于一个努力抗争的艾滋病人来说，他当然值得这个荣誉。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遵循了好莱坞一贯的(片面)民粹主义姿态，大制药公司和一个道貌岸然的医生成了反派形象(他们也是真正的大奸大恶之徒，从而反衬出伍德罗夫的道德良善)，片中并没有清晰的爱情线索，烂赌滥嫖的伍德罗夫甚至没来得及谈一场恋爱——那个由同情开始，最后加入他的“买家俱乐部”的年轻女医生便担负起片中“拯救天使”的角色。
撒迪厄斯·拉塞尔曾在《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一书中明确指出：美国历史向前的驱动力，也来源于受人敬重者与叛逆者之间的对决，亦即有德之人与无德之人的对决，“好”公民与“坏”公民的对决，“在美国历史上，这两种人之间的斗争，决定着个人自由的广度”，正是在叛逆者的推动下，不少过去属于非法的享乐和自由，现在变成了美国公民“在生活中所珍视或者希望拥有的享乐和自由”。诚哉斯言，《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正是一曲献给这类叛逆者的银幕赞歌，所谓民主，并不是高高在上、知书达理、优雅无私的，在本质上，正是因为承认普遍的自私自利和欲望驱动，所以才需要民主，需要法治，不是吗？法律，正是在讨价还价中被砥砺、打磨，在众多利益冲突中折冲捭阖出来的。伍德罗夫这样的叛逆者，正是促进美国法律体系更加符合“美国梦”的重要因子——虽然他的动机一开始谈不上高尚，手段也不无促狭。
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觉得伍德罗夫有点恐同，而且他还是不喜欢异装癖。同时，FDA依然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医疗审核机构。
南方周末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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