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崔健：强调代沟对两代人都不负责
人物志Vol.70崔健：强调代沟是对两代人都不负责有多少人是出生在六十年代？
有多少是七十年代的？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有2000年以后的吗？
崔健站在工人体育场的台上问。台下的呼声随着他问题里递进的数字而愈发热烈。
恐怕没有哪位导演可以将自己的新片首映礼办成一场演唱会。但崔健可以。在电影界，他是新人，但在音乐界，他却是教父级的人物。
崔健的“十年磨一剑”
实际上，十多年前，崔健就想拍电影。
2001年崔健与香港现代舞之父曹诚渊策划两年之久的现代摇滚舞剧《给你一点颜色》在香港现代艺术节上首演。以这部舞剧为契机，一个故事开始在崔健的脑海中酝酿。
到了2005年推出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时，他几乎已经写好了同名的电影剧本。那时候，还没拍《疯狂的石头》的宁浩导演，曾为剧本出谋划策。而刚从美国回来，还没做主持人的査可欣则帮崔健将剧本翻译成英文，为寻找国外投资而做案头工作。
外界知道崔健要拍长片是2007年之后。那一年，崔健拍的7分钟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在第12届香港独立短片电影节上展映。当时，崔健就对媒体表示7分钟的片长对他来说太短，想表达的都还没讲透，并透露自己的首部长片电影早在2004年就已经立项，剧本也通过了审查，只待投资到位就可以开机。他甚至表示香港之行，也有跟电影投资方商谈，找“钱途”之意。
显然长片的“钱途”并不明朗。
在找钱的同时，崔健2009年与韩国导演许秦豪、香港导演陈果合拍了以2008年四川地震为题材的电影《成都，我爱你》，并携电影亮相了那一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一年后，观众看到的是许秦豪将原来的三十分钟短片扩展为长片的《好雨时节》。崔健和陈果的“过去未来”部分据传因审查问题，未能面世。
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就在这一年，崔健终于为《给你点颜色》找到了投资，北京今日美术馆的东家今典集团为崔健的梦想买单。时隔多年，崔健已将剧本砍去了三分之二，原本包含红、黄、蓝三色的故事，在2010年秋天开拍前确定为《蓝色骨头》。
一直称“来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崔健”的杜可风成为该片摄影师。开拍前总找这位老友喝酒聊创作的崔健直言，最对不起的是导演顾长卫[微博]，“因为那时他的《最爱》正在拍摄，杜可风担任摄影，结果我老把杜可风叫出来喝酒。”
“问题电影”与谢飞的公开信
《蓝色骨头》开篇是一个名叫“钟华”的男孩自述的一段童年往事，之后大银幕上出现红色的大字“迷失的季节”，直到片尾，这几个大字再度出现，被涂抹划掉，变换成了“蓝色骨头”。
曾好多朋友劝崔健用“迷失的季节”当片名，但他觉得听起来太像校园爱情片，所以坚持用“蓝色骨头”。电影首映的演唱会上，观众或许能从崔健的一句话里体会到，片名用“迷失的季节”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风险。他说，“我们这代人出生在迷失的季节里，但我们拍了这个电影，所以现在的季节不再迷失了。”
在片名之外，电影中的两个敏感情节曾让敏感的电影局审查者们感到棘手。
2012年12月15日，老导演谢飞在自己开通不到两个月的微博上，连发了三条长微博，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
在这份言辞恳切的公开信中，他透露由他担任艺术顾问的一部影片于2012年8月20日送电影局审查，4个月了还没有得到任何书面的、正式的审查意见。而根据《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自收到混录双片及相关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电影局需做出审查决定。
显然电影局对这部电影难下决定，因为它出“问题”了。
这部谢飞当时还不愿透露名字的影片就是崔健的《蓝色骨头》。谢飞之所以是这部电影的艺术顾问，也跟投资方有关，实际上谢飞是今典集团全额投资的影业集团的艺术顾问。公司老板王宝全曾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是谢飞的学生。据谢飞了解，所谓的“问题”，主要是影片内容涉及文革情节及同性恋。
在公开信发表后，2013年崔健携《蓝色骨头》亮相罗马国际电影节，那时电影已经过审。究竟谢飞的公开信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局外人不得而知。
以不变应万变的“三脚架”
在《蓝色骨头》2010年首度对媒体开放探班时，杜可风曾被要求拿崔健跟自己合作过的大牌导演进行比较，当时杜可风笑言“他们全部比不上崔健，他们只会拍电影，谁懂摇滚乐？”崔健却不希望观众因他的“中国摇滚教父”身份，对他的电影先入为主，“最好就是把导演忘掉，抹掉崔健的标签。”
不过或许崔健自己都没发现，不管是当年制作新专辑还是如今推出新电影，他所要表达的思想，至少在媒体对话的语境里，依旧带有明显的“崔健”标签。
在与新浪娱乐对话时，崔健总会提到“三脚架”，他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三方面元素，就像三脚架。比如谈到电影里“钟华”父母相互憎恨的婚姻关系，他这样解释，爱情三元素是荷尔蒙、人格独立和价值观认同。“钟华父母的爱情有爱心、有能量，但是没有目标、没有价值观的体现，所以失败。”
而谈到为人，他说，“一个倔的你，一个有智慧的你和一个愿意行动的你，这三个你都是你，你不要把他们敌对起来，敌对起来了实际上你自己会吃亏的。”谈到商业化，他说，“创作、制作和市场这三个东西，任何两个组合都有可能成功的，三个都有的话是肯定成功。”
类似的话还可以在2005年某位媒体人采访崔健的文章中读到，那是他的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即将发行时，谈到想要在专辑里表达什么？他说，“三角架有三条腿才会稳定，我觉得生活就需要‘三’，‘三’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无时不在。我的音乐里必须有力量、内容和音乐性，我的生活也是一样，事业、爱情和身体，少一个都不行。我这张专辑里给人是一种三三制。”
三三制成为崔健的坐标系，一方面他坚持认为“艺术家是社会预警系统”，“关注生命，发现对生命的不公，就会下意识调整改变或是对抗，一个健康社会总是有人预警。”另一方面，他不介意这种预警的可商业化，“人的生命就是在自我调整中实现价值，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能调整自己的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让大家接受的方式，按他们的话就是比较狡猾、圆滑。”
或许就如这位媒体人所观察的，“多年来的特殊经历使崔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与人沟通的时候，他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也许是他坚持的理想。”
监制、主编：陈弋弋
副主编：钱德勒
采访、主笔：徐菲
策划编辑：梵一
设计：陈瀚
编导：刘靖雯
摄影：王远宏
摄像：刘嘉奇
电影编辑：黄卓
崔健对话新浪娱乐《蓝色骨头》过审记
“我喜欢看电影，喜欢音乐，这样形式的结合，估计别人也做不了”
徐菲：为什么片名是《蓝色骨头》？
崔健：《蓝色骨头》这首歌是没有歌曲形式感的，是声音的一个聚合物，是一种创作自由。只有这首歌的精神才能够代表这个电影。最起码有十个以上的朋友建议我用《迷失的季节》这个片名，但我坚决不用，因为我觉得《迷失的季节》首先视觉是母亲。第二，它有点像校园题材的电影。都是因为朋友的反作用，我才想到了《蓝色骨头》最后替代《迷失的季节》，只有“蓝色的骨头”才能帮助我找到“迷失的季节”。
徐菲：为什么想做电影？您跟姜文、张元都合作过，会找他们商量吗？
崔健：我做电影就是因为有话要讲。我跟他们经常交流，但我为什么要做片子，就是因为我觉得少了一种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就在我脑子里边，我要不给大家做，就证明不了我的观点，所以我就做出来一个让大家看看。我喜欢看电影，喜欢音乐，这样形式的结合，估计别人也做不了。我也试图让别人做，了解摇滚，又了解电影，找了半天也没有人适合，就想自己试试。
徐菲：做导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崔健：对。从开始写故事，到导演，逐渐增长起来野心，拍完自己还要剪辑，还要配乐，原来做导演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千万不要一个人成为英雄就刨根问底，问他有什么最早的设想，什么都没有。这个电影做到一半的时候它自己就告诉你缺什么，你只要有大量的耐心和时间去跟它互动就完了。你就会发现这块加一个旁白，这块改个剪辑的方式，这块加一段音乐，它自己逐渐就起来了。
徐菲：您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电影里哪些部分是来自您个人的经历？
崔健：没有我个人的经历，故事是我想出来的。我写的剧本大纲是诗歌体的，请朋友做成电影的格式。最后一稿是自己写的。拍的时候，现场推翻了一半。当然会有一些背景，比如说我自己是出生在部队文工团，所以我会熟悉这个气氛，其它故事都是编出来的。
徐菲：为电影找投资困难吗？
崔健：以前的市场不像现在这样。现在是钱追人，以前是找不到钱。这个电影最早04年立项，但投资没到位，黄了。后来是到10年重新立的项。我很幸运，因为我在音乐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可以利用我做音乐的资源，获取到别人来关注我想拍电影的愿望。我敢用两年时间去做剪辑，但大量的人想都不敢想有这样奢侈的机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电影梦就这么死了，没有人支持他们。
徐菲：2010年秋天开机，为什么4年后才上映？在审查方面会有影响吗？
崔健：我们是10年就拍完了，剪辑剪了两年。审查的时候比正常的片子长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徐菲：我记得老导演也是这个片子的艺术总监谢飞还因为审查迟迟不过写过公开信。那目前上映的版本跟最初送审的版本有多大的差别？
崔健：没有太大差别。有一些性感的镜头，有一些关键的人物词给它模糊化了。他们提的意见都挺专业的，他们也怕我的电影故事大梁被改造了，会造成别人看不懂。而且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已经自我审查了好几轮了，我们去探他们的心理，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某种程度上是把它作为一种平等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都是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找出一种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大家都接受呢。
徐菲：自我审查的时做了哪些改动呢？
崔健：我发现有很多人在自我审核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融入了自我阉割。而我的方法认为自我审查并不是自我阉割，反而是自我鼓励的过程，你越是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你把这事儿再想明白点再说清楚点，要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看看是不是对方就接受了。就怕你说的当不当，中不中的，就变成了一个默默唧唧，含含糊糊的那种，别人最难受。你干脆说透整个故事的结构，你会发现这个电影就能够自圆其说。我认为电影是个生命，就像一个孩子一旦成熟了以后，自己就有调理能力，可能跟导演最初的想象都完全不一样。
徐菲：您虽然是第一次拍电影，但听起来好像跟审查部门还挺有打交道的经验的，是之前的音乐演出积累的经验吗？
崔健：没有，我的第二部片子曾经也被等于是封杀过，没演成。所以他们也知道我在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跟音乐有直接关系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你长期做一件事儿，你给别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形象的过程。
徐菲：姜文导演是您特别好的朋友，他看了吗？
崔健：他早就看了，我剪辑最后终结版之前好几版他都看了。他就说，老崔，你应该多拍。我太喜欢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我认为他是中国电影的奇迹。但我没有能力做成那样。他从中学一毕业就开始上戏剧学院，从小接触的这一套艺术理论，我是做不了。我就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