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记者姜妍)上周上海书展开幕，英国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携带自己的作品《名字之歌》来到现场。莱布雷希特是英国著名的乐评人，之前已经出版了12本非虚构评论，《名字之歌》是他出的第一本小说。

　　《名字之歌》讲述了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朋友的戴维多，多年来一直在伦敦寻找一种方式，去知道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他的家人和朋友究竟到了哪里。在回答为何在50岁之后才写小说时，莱布雷希特说，“你必须先体验一些事情，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开始写小说，比如说你先结婚，有了孩子，才能建立关系，这是写虚构作品不能得到的。”

　　莱布雷希特出名是因为他在古典音乐评论中的“毒舌”。不过中国古典音乐迷却亲切地称他“老莱”。他在《外滩画报》的专栏在古典音乐圈中脍炙人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太多古典音乐圈里的猛料是通过老莱的笔下爆出的。在爆料的时候，老莱的文字又狠又毒，被他刺到过的人当然不好受。有人说他在撒谎，但他却回应，自己的每一个猛料都有凭有据，并非空穴来风，他对自己从事的领域，有个十足的自信。他在讲起古典乐的掌故时，总是会加入准确的时间，某某年发生了什么，他记得清楚。

　　老莱对中国古典乐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只有在让他谈到底是更喜欢郎朗还是李云迪的时候，他的“狡猾劲儿”才显露出来：“我这两天在上海接受的八次采访里，六次被问到到底支持郎朗还是李云迪。郎朗是党和媒体所爱，面容俊秀的云迪则有百万粉丝的拥护。要我这个老外站队，多少有点轻率冒险。郎朗是国际品牌，云迪是国内大菜。”关于这件事，他的原则就是“我就是不表态”。

　　■ 现场对话

　　谈小说：等到不能再等就去做

　　新京报：在小说的创作上你可以算是个“迟到者”，直到50多岁来完成自己的小说处女作。你说你知道是“对的时候”了，但你是怎么知道当时就是“对的时候”了呢？

　　莱布雷希特：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给你一个和音乐有关的答案。富特文格勒从1920年开始指挥柏林爱乐，直到1954年去世。他在指挥的时候不会给出任何的重拍动作，在应该是重拍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的小抖动。人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去解释自己为什么决定开始写一本小说，但是我想用这个作曲家曾经说的一句话去解释——我们等到不能再等时，我们就会去做。这句话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去创作小说，同样也是关于生活。

　　新京报：音乐和小说的写作对你来说有什么异同？

　　莱布雷希特：首先小说不是流行歌曲，要有结构和节奏，形状和形式，你得要学会怎么样去加工它，它们不是快餐，你要很用心地工作很久，一遍一遍地修改。快餐可能只需要两分钟就能做好，但是小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创作和阅读，我想小说创作会是我今后工作的重点。

　　谈音乐：一年演出太多是侮辱音乐

　　新京报：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西蒙斯和他的父亲同样从事古典音乐的工作，但是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各自对古典音乐的态度却各不相同，老西蒙斯对音乐的热爱更纯粹，但是在他去世后，古典音乐越来越侵入商业化的元素。

　　莱布雷希特：是的，今天的古典音乐比起我们祖父或是父辈的时代肯定是要更商业化了。过去更多的人从事这项事业是因为热爱这项艺术，他们做他们爱的事情。小西蒙斯也爱古典音乐，但是是不一样的方式。在这部书里涉及音乐家和其背后运作者的关系，他们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们爱对方的同时也恨对方，但他们要组合在一起才能发出光芒。

　　新京报：你知道吗？中国有些著名的独奏家一年的演出数量达到了150场，你觉得这正常吗？

　　莱布雷希特：不正常，这就变成了纯粹的商业。著名的美籍俄裔小提琴家纳什·米尔斯坦，他在1925年左右居住在俄罗斯，曾与霍洛维茨合作，他很有名，但是不像海菲兹那么有名。他曾经说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年的演出超过30场。”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独奏家一年的演出场次应该保持在30场左右？

　　莱布雷希特：我觉得独奏家一年的演出场次应该保持在20-50场，不然他们就变成机器人了，他们就不是在演奏，他们只是在播放。那他们就是在侮辱音乐，也是侮辱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