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代最红的歌手张蔷，在2013年成功复出。凭借音乐作品本身复出成功，在复出歌手里，这是比较少见的奇迹。
她16岁出道，30张专辑的总销量2600万，曾在1985年登上《时代周刊》，是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的内地流行歌手。她曾救活濒临倒闭的唱片公司，她的专辑每天要卡车拉运，她的歌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音乐。这是八十年代才有的奇迹。
一个时代像沉船一样脱落，从此全无声息，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重创。八十年代，也是这样一艘沉船。她的复出，却给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提供了巨大的心理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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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蔷算是“艺二代”——她母亲1965年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在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当小提琴手。张蔷从小跟母亲学小提琴，后来改学唱歌。但张蔷比母亲幸运，她遇上了好时代，或者说，一个爆炸的时代。
1983年，张蔷还在北京市海淀区205中学读高一，海淀区举办青年歌手大赛，张蔷的母亲替女儿报了名，买了把吉他，还买了衣料做了参赛服装。张蔷唱着卡朋特的《什锦菜》参加比赛，引起了轰动，但没有得奖，原因是“她唱的歌不适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人建议，以她的声线和台风，应该去广州的茶座唱歌。这种建议重复了许多次之后，让十六岁的张蔷以为，只有广州能接受自己。
结果出人意料，她得到的舞台，远远大于广州的茶座。
接下来的时间，她频繁参加演出，从燕山影剧院唱到首都体育馆，报酬是一场三十块。虽然是和成名歌手同台，但她引起的狂热，却超过他们。就在此时，一位叫林述泰的老师和她们联系上，希望带她录制盒带。他是科班出身的二胡演奏家，1980年代后转型，进入流行音乐界，成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人，替音像公司做配器(编曲)及乐队指挥。
曲目主要由张蔷定夺，多数是欧美、港台和日本的流行歌曲，“那都是从我妈单位的资料室找来的。当时我听到的大桥纯子、岩崎宏美、beegees，都是市面上没有的”。歌曲选定，由出版社组织人马译词或者填词，再进行配器、演奏和录音。
造型也得自己做。当时，“四联”是北京最好的理发馆，但做头发很贵，尤其是烫发，还要烫发票。张蔷和母亲自动手：“我看到芭疤拉·史翠珊在一个电影里的造型，很喜欢，我就去尝试。我把筷子弄折了，用洗相纸裹住头发，涂上威娜宝香波烫了个爆炸头。”这个发型从此固定下来，成为张蔷的形象标志。
第一张专辑盒带，是云南音像于1985年1月推出的《东京之夜》，林述泰配器指挥，中央歌剧院乐队担任伴奏。封面上，张蔷留着爆炸头，穿红色T恤，配红色抹额。
这张专辑让张蔷得到了一千四百块，音像公司的老总，还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她此后三个月不要给别人录音，让他出货，三个月后再录一张，给九千块。拿到酬劳的张蔷，权衡再三，花了五十块，给自己买了一条黑色土布超短裙。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来得太容易，当然，这背景是流行音乐市场的大爆发。著名乐评人金兆钧先生，在2006年央视《见证》栏目的《现象1980：风起张蔷》里说：“1979年，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一年赚了800万”。
所以，也会出现那种盛况：因为张蔷不够有名，云南音像决定只制作60万张《东京之夜》，没想到盒带瞬间卖到脱销，音像公司24小时不停地制作和发货，所有人三班倒，运送盒带的卡车就等在门外。这盘盒带的最终销量，是250万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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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演出，成了张蔷在十八岁、十九岁时的主要生活内容。
刘瑜说：“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在1985、1986年，“张蔷”也是一支队伍，这支队伍由张蔷和她母亲组成，她们同时是歌手、经纪人、造型师，还要担当事实上的制作人和监制角色。她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两张专辑，她已经正式成为监制。
两年时间，十八盘专辑盒带(实际上应该比这更多)，几乎每个月要录好一盘，最多的一次，一个月录了四盘盒带。合作过的出版社有云南音像、齐鲁音像、山西音像、内蒙古音像、四川音像，等等。那时，音像公司，都在北京设有办事处，或者邀请特邀编辑，来操办录音事务。出版社在变，但她的班底变化不大，林述泰、薛瑞光、苏越，担当了大部分盒带的配器和指挥，译词和填词的，也是相对固定的一群人。
盒带里的歌曲，基本是翻唱。她翻唱过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潘越云、王梦麟、高凌风、苏芮、凤飞飞、王海玲、沈雁、爱慧娜、娃娃、伊能静、黄莺莺、齐秦、甄妮、千百惠、潘美辰、林忆莲，以及欧美流行歌手的歌，甚至欧美民歌。显然，华语流行乐里，她比较偏爱台湾流行歌，在她看来，“台湾歌旋律好，商业气息不浓，文学性比较多。”大陆音乐人的作品，很少出现，她言简意赅地表示，是因为“难听”，而著名音乐人苏越的评价是，那时的大陆流行歌，“写得不近人情”。
这种流水线速度，和借来的歌曲，以及合作者对流行音乐的认识缺陷，让她的盒带品质不一。她一直耿耿于怀，为此感到遗憾，她很羡慕周峰，因为他有香港的编曲助阵，还有成方圆，她拿到了“威猛乐队”(Wham!)的伴奏带使用权。
把不同风格、不同国家的歌铆在一起，给近乎粗制滥造的流水作业产品遮瑕，让所有歌曲，打上“张蔷”烙印的，是她的声音，那种被乐评人形容为“又骚又嗲又野又狂”的声音，被著名乐评人金兆钧称为“咧着唱、喊着唱”的唱法。她的声音，嵌入八十年代，成为背景音乐，怎么都无法剔除。
有许多轶事。《青春多美妙》盒带封面，使用了她的泳装照，是因为她的前几盘盒带总用大头照，从不照腿，让人“怀疑她有小儿麻痹症”，必须要亮腿以正视听。《星期六》专辑封面，她推着一辆时髦的自行车，那车是从海关借的，用完得还。在云南音像录歌的时候，见过王菲，走穴的时候，和刘晓庆同台，刘晓庆把钱装在枕头里，晚上枕着钱睡。在她决定出国前，有出版社找到她，希望抢到她出国前最后一盘盒带的出版权，条件是给她一个四合院。
最著名的轶事，是登上1985年的《时代》周刊。《时代》周刊的记者，在内地目睹了人们抢购她的盒带的盛况后，登门采访，随后撰写了一篇介绍世界流行音乐现状的文章，将她列为世界六大流行音乐巨星之一，排第三位，在邓丽君之前，并这样评价她：“这位冒冒失失的年轻人哼唱的大多是些糖浆样腻人的日本、台湾歌曲”。内地的杂志，在转述这篇文章时，这样表态：“以盒带(唱片)销售量来衡量歌星价值的做法还欠妥”。
多年后，她说：“我是一个真正享受过八十年代的人。”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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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张蔷离开大陆。
她成名之后，一直有她遭遇封杀的传言。1986年，百名流行歌手在北京联唱《让世界充满爱》，她没有参加，让传言似乎有了依据。九十年代，曾有一篇长篇报道披露说，在张蔷名声最盛时，英国一家广播公司电视新闻部的女记者，在采访张蔷母女后，制作了七分钟的电视报道，在香港播出，并在解说中称“张蔷的磁带在大陆遭禁、被查封”。张蔷多年后否认了这些传言，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被封杀过，否则也不会出这么多专辑，之所以不够主流，是因为“我自己没有选择和当时著名的曲作家合作而已，坚持走自己的音乐风格！”
至于出国，原因也很简单。当年，人们认为“有本事的人都出国”，“那时候都想进东方歌舞团，就是因为他们的外事演出任务特别多”。机会来了，有个作曲家问她，愿不愿意去澳大利亚，拿出照片给她看，“天蓝得透透的，热带的植物吸引我，让我想站在澳洲的街头”，她找好了语言学校，义无反顾地离开，因为“成名并不困难，离开也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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