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没有电影上映的张艺谋，2014年5月的一场“归来”，在电影上映前的一周，又开始迎来舆论的暴风骤雨。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着“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前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张艺谋苍白·归来》以一组报道，将张艺谋称为“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在某种意义上，张艺谋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执着的电影手艺人，对于人生，对于世界，他从来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就跟上这个庸俗。”
张艺谋：这个时代不需要教父
采访：黄佟佟
发自北京
一、
张艺谋的工作室在北影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很小，很难找，七拐八弯，又都是平房。就算找到了，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因为连牌子也只有一本杂志大，字更细若游丝，若眼神不好，还真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张艺谋日常行事所在。
我进去的时候，《归来》的第一轮试片会刚刚结束，出来的人个个面目严肃，小声地嘀咕着，在身边走边带起冷冷的风，让人想起帝都文艺圈那特有的气场。黑漆漆的试片室里只摆了十张巨大的黑沙发，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叫人不敢往上坐。大家各自谦让了一番，坐稳了之后，突然响起一种低悄而异样的耳语，导演来了……导演来了……
伴随着这耳语，人群突然分开了一道缝隙，黑衣黑裤黑CAP帽的张艺谋走了进来，除了那张标志性的刀削斧砍的秦人的脸你分外熟悉之外，真实的张艺谋还真让人有点惊诧，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64岁的人，从穿着来看，更靠近一个滑板少年，脚蹬一双黑色古奇白底平板鞋，一条宽松到有点哈伦的黑色裤子，一件短短荡荡的套头黑色T恤，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嫌普拉达那款T恤拉链会鼓起来，于是干脆自己找料子让剧组的服装师给她私人订制了一件——这就是别人无法见到的张艺谋，一个家常的，极其注重细节的，爱漂亮的男人。
日本人有一句俗语，叫被时间忘记的人，指那些样子心态永远也不变化的人，他们总是能活很久，把自己活成一个传奇活成一个奇迹活成一个雕像，这样的人，日本很多，中国很少，很少里面张艺谋应该算一个，你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生于1950年，他身材样貌和三十年前拍《老井》时并无二致，“我是闲不住的人，”据说他保持状态的秘诀就是少吃多干，他长年只吃一顿，而且处在刱负荷劳动中，看片开会谈事讨论局面，特别是和前任搭挡张伟平分开之后，他一面要拍《归来》一面要同人谈剧本一面还要替自己的工作室找新东家一面还要面对无锡计生局雪片一般发来的罚款通碟以及全国媒体“寻找张艺谋”铺天盖地舆论围攻，可是任尔东南西北风，张艺谋也挺了过来，“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他淡淡地说。
二、
还好，是因为比这更惊险的大风大浪，张艺谋见过不少。
他的成功几乎是一个比“头发丝”还要惊险的神话，出身反动家庭，苦巴巴从咸阳棉纺八厂里挣出来，卖血买相机，1978年终于成了电影学院的一名超龄学生，整个八十年代，他飞扬个性，勇猛精进，不但谈了一场和国际影后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也和八十年代那一批最热血的青年拍出了当时最具时代气质的电影，当时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人们议论的中心，张艺谋成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最引人的注目的电影导演，而且没有之一。
1994年的《活着》为他带来国际荣誉和知识分子的青眼，但随之也遭到被禁的命运，从此之后，他的人生似乎转了一个弯，他慢慢由知识分子的偶像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从《一个也不能少》的小小非议，到《英雄》巨大票房后的严厉斥责，以至于到《山楂树之恋》和《三枪》为他带来的的巨大职业质疑问，而奥运总策划以及神秘的葫芦娃传闻则让张艺谋的形象更加复杂难辩，正邪难分。
“我的这个模样，我的这个样子，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很容易把你供起来。其实，我还真不是的，我不是有意要做一个老顽童，而是我天生就有很多愿意尝试的心态。”对于自己忽左然右的思想取向，他显然没有太多纠结“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我算是用影像讲故事的人，我导演的画面的素质和想法要高于我的文学想法，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作家型的导演。”事实上，就像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说的，张艺谋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有自知之明，而且他喜欢迅速将自己工具化，他也喜欢在手艺里找到的那份实实在在的快感，“我觉得我在视觉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在全世界导演中都不输给他们几位，我特别想拍大视觉的特棒的东西，大荧幕，4K，3D。”他一直的平稳的声音在最后抖然有了一点拔高，脸上眉飞色舞流光溢彩，在那一刻，你终于明白了那些追随在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敬意，做为一个西北男人，他的执拧和骄傲。
三、
如果和张艺谋聊得够久，你可以看得到他身上的许多个不同侧面的张艺谋。
这其中有做为名人的张艺谋，对于媒体，他打得一套极精到的太极拳，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具有强大的魅惑力，足以把一切人等隔离在安全线之外，当然还有做为西北人张艺谋时的那份血性和刚硬，新片《归来》开始就开诚布公，这部片子我们不谈票房，他把为什么不直面文革的问题用更平静却意义严厉地抛回给记者，那后面的意思是难道只有“把残酷和困难呈现出来就最牛么？”，当然他还有一个旧派男人的老实，提到巩俐的时候会不自然地沉默和回避，当然实在没办法了，他也会坦然承认她一直是他的缪斯，除此之外他还有平常男人的那种得意，比如他把他的潮归结于“我有个八零后的太太”，他甚至不回避自己的庸俗，“有很多人骂你庸俗。但我个人的选择是锻炼我自己，跟上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我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所以我一直会试水商业电影。这是我自己自觉的选择，不是别人想像的我是被强迫。”
“你一生能认识几个人？大部分人不会走近你。”他瞪了我一眼，眼中精光暴射。“人家说你是大师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说你拍的这太小儿科了，什么垃圾啊。可是我就是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我真的没有负担。” “时代变了”，在采访中，张艺谋起码说了五次这句话，但对于时代变了，他没有别的五零后导演那种痛心疾首，只是有一些些的惆伥，但看得出来有一种解脱，“时代变了，这个时代不需要教父。”他眼望空中，有一种真正自由主义者的洒脱，是的，教父，他是真的不想做，也没野心做，也不屑去做，“我身体也很好，我自己认为我可能拍的时间还很长。”他平静地说，那语气里丝毫没有中国现下成功人士想要再活五百年的豪气，而是一个精力过于旺盛的男人那手工匠人一般的痴心和狂热，“我们手艺人挣的都是辛苦钱，但是我是真的喜欢拍电影。”
一、关于《归来》
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
时代周报：为什么叫《归来？》这个名字是谁定的。
张艺谋：来来回回，众说纷纭，最后我说还是算了，就直接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有一种很强烈的心态，也是希望以这种心态来看。
时代周报：张艺谋的归来？
张艺谋：对。某种碰撞的心态。
时代周报：您的《归来》是不是您的精神指向，还是指向在更为纯粹的精神？
张艺谋：对。我自己想回到那种纯粹的创作心态上，其他不多想了，受众，90后，历史，所有东西不多想了，潮流都不多想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这个电影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从回避什么或者试探什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这么讲可能是一个提升，是美学的一个提升。这种纯粹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给谁看，也不是要做姿态，只是说，这么想去做一个电影，不受干扰。很难！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三个地方发。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寻找张艺谋”等等各种各样的舆论。
时代周报：当时是什么心理？
张艺谋：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了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个房子是吗？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的外在的东西，我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把握每一寸胶片，每一个画面。
时代周报：因为我们看过原著，我们都觉得，如果能够把劳改敞开了拍就特别牛，但是，现在用了结尾不到二十页的内容，我知道有很多不得已，但是大家看严歌苓的小说，前面三分之二都在讲这方面的问题，大家都报着很大的期望想去了解这段东西，看你张艺谋有本事把这段东西的质感拍出来，结果完全没有，这会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
张艺谋：我觉得不会。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自己说，一方面当然是政治现状，是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第二，它也许是某种重生，某种再生，某种提升。因为我们看，苏联解体就是这样，当苏联遮遮掩掩的时候，它的那种肃反时代，斯大林的那种时代，它遮遮掩掩的，它拍了很多好的东西，彻底放开，可以大声地骂所有的人。迅速地，这种作品的生命力就没有了，外头也看多了。第一个看了，觉得勇敢、真猛，这是破冰之作，后头就没有人看了。年轻人就更不看了。所以实际上，如果苏联今天他们要拍他们那一段特殊的集权时代的时候，他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
时代周报：哪个角度。
张艺谋：对。这其实是一个艺术的进步。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战壕文学、战争文学第几代一样，它慢慢在进行蜕变。我觉得，它是艺术和观念的提升。再过30年、50年，可以自由拍文革的时候，那些年轻人一代他的观点一定不会是只是把它拍出来。
时代周报：只是把残酷拍出来？
张艺谋：对。只是把残酷和困难呈现出来？一定不是的。那个只是勇气的考量和机会的考量。更多的还是在艺术的层面上。这就回到中国我们所说的留白，我们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时代周报：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留了很多的白，不像你以前的作品全部是满的，是很浓烈的。
张艺谋：对。所以，其实是有意这样做。我不觉得是一个回避和妥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就是在这一类题材，我如何把严歌苓那么丰厚的、前面那么厚的一个背景，我放在这里，一点一滴，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一箱信，就是那一箱信的质感。还有各种很小的细节。
二、关于八十年代：我一秒钟都不想浪费
时代周报：是回到八十年代的那种纯粹的创作状态么，我有一个朋友说，80年代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又公平，又正义，又有很多的自由。
张艺谋：我不敢说有非常多的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被金钱污染。还有全民的那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那种渴求。第三就是全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操心的都是那种大事儿，《笑》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事儿，群众基础特别可爱。而现在这个没有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经历过大苦难之后的一种反思和自信，这个过程在中国身上迸发的很强烈。最典型的就是比如“四月新星画展”，我去看的时候，就一个小画、一个小照片，也就隔了那么五六层人，哎呀，人山人海，你今天什么艺术也不能火到这个样子啊，那时候多少老百姓啊，而且大家的那种心，那个眼神你就能看出来是多么热烈。那时候没有金钱的诱惑，不像今天。
时代周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在拼命找书。
张艺谋：对。那时候文学非常丰厚。它是从寻根文学演变过来的一种多姿多彩东西，是一种力量，文学非常好。所以，实际上我认为是那一时期的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您的80年代是不是您一生当中最灿烂、最辉煌、人性最张扬的时候？
张艺谋：应该是最投入、最纯粹的一个时代。我82年毕业，到89年、90年，拍红高粱这一段时期最纯粹，那个时候特别纯粹。什么都不想，哎呀，电影之至高无上，艺术至高无上，你可以去演一演《老井》，去一个村子里住两个个月，你可以让自己饿好几天，你可以为电影做任何事情，就是所谓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很可爱！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时代周报：但后来为什么会变？
张艺谋：时代变了，节奏变了，信息多了，多元化了。多元化之后接着是商品化。时代变了。
时代周报：你后不后悔前面十年跟张伟平合作？
张艺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时代周报：会不会有人说，张艺谋这么大名气了，比如吴天明他会引导一代电影往前走，但是张艺谋有一句话叫做“孩子没有像父亲一样负起责任”，是不是第五代的导演他们其实没有把自己当成父亲的角色，而是各奔了东西？
张艺谋：时代不同了，现在很难再有人当教父了。
时代周报：大家都指望你当教父。
张艺谋：它没有条件了，我觉得不需要了。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需要的。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第二，你想当也当不了，因为没有那个位置。你说我自己自作多情我当个精神教父，但人家根本不认你，老早就不要你了，从开始就不要你了，你给谁当精神领袖？所以完全不能自封，所以时代变了，不是说谁要怎么样，它完全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80年代很可爱就在这里。
时代周报：你现在回忆起80年代，脑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们常常会有一幅图，“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很阳光，大家坐在大卡车上唱着歌往前奔。
张艺谋：我差不多跟你是一样的，但我不是想着甜蜜的生活，我想着的是热情的、激情的。因为我是末班车，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全校年龄最大的一个，完全是偶然上了大学，所以那种搭上末班车的心情，那种侥幸、那个庆幸，很激情。就是一秒钟都不想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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