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中国电影百年论坛 贾樟柯导演谈百年电影

　　贾樟柯：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学校，今年是中国电影一百年，参加了很多的活动，每次都有很复杂的感情，一百年当然是一个纪念的节日，每一个热爱中国电影的人都一定非常关心中国的电影，另外在这个纪念日之前可能我们太多忽视了我们的电影传统，包括很多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其实非常的寂寞，它们躺在片库里面，可能大家买了DVD放在橱柜里，很少接触他，我93年到电影学院学电影理论，实际上到今天我也很难很自信地讲，我对中国百年电影有多少了解，从末片时代到今天，中国百年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经验，其实是我们不太了解，或者是非常陌生的，打一个比方，我们今天做这样一个纪念的活动，往往像一个不怎么孝顺的孩子，平时不关心自己的父母，到父亲要过六十大寿了唱了一台大戏，让所有人觉得我们还爱这个父亲，等寿辰过了之后我们又忘了，我们不能这样，也许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看重，让我们珍视自己，这样一个珍贵的电影一百年的传统，了解它，经常做这样的交流，经常做这样的放映，对电影来说无所谓新电影和旧电影，每一部你没有看过的就是新电影，一部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可能已经存在了八十年，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对你就是一个新电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做这么一个隆重的集会，大家坐在一起，利用一个下午讨论电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另一方面，这个百年电影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影片，除了当代电影之外，我觉得二十年代的末片的时候，对电影语言的方法的寻找，那样一个精神，给了我一个作为导演这个职业的一个引导，因为那个时候的电影还在一个童年的时期，电影的技术发展没有那么完备，所以电影的可能性显得那么多，每一个导演都在没有传统，没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里寻找电影的语言方法，其实今天中国电影发生的所有的问题，或者是我们面临的很多的重新认识的十字路口，都可以在我们旧的中国电影里面找到启发，找到答案。因为我觉得这是学习西方电影，或者说学习当代电影，当然非常重要，但其实一个电影工作者或者一个观众，他背后的观众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认识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有一部电影是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通过这部电影我看到了华语电影导49年的时候，或者到89年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遗憾，这个遗憾是我们所谓的革命的文艺的传统，变化一个主流之后，其实49年之前中国的电影，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电影高度发展的传统被中断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中断了，《马路天使》就被中断了，而且还伴随着很多的误读，其实我们一直在官方的言语系统了，这部电影一直认为是左翼的电影，当然是左翼电影，但是不能掩盖他作为一个电影形式取得的非常高的成就，它取得的这个成就是49年之后，逐渐被消灭，逐渐被淡忘，逐渐被遗忘的传统，就是对市井生活的熟悉和活泼的表现，这个影片从它的人物的设置上，你就可以看出当时作为作者的一个创作方向，他没有写张三李四，赵丹扮演的就是吹鼓手，和歌女这样一个人物构成的，这样就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因为这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结构，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故事的发生，事件的展开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是在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是对我们个人的经验，对日常生活，非常尊敬的一个传统的开始。

　　我们往往会提到小津的电影，或者我们看侯导的电影有这样的传统，其实《马路天使》有这样一个传统开拓在里面，比如我们看这部影片的开头，它是把这样一个非常鲜活的市井生活，用一个非常熟练的场面调出来，重要的是袁牧之用他非常天才的导演方法，用他集导演和编剧为一体的高度的原创性，把市井的结构和生活有序展开，比如我们看影片一开始，有一组纪录片的段落，是上海滩方方面面记录的情况，在人物走完之后，首先就是一个吹鼓班行进的场面，在一个街道上，赵丹扮演的吹鼓手在行进的人群里面，他很熟练地把路边的第一的人物是卖报纸的报贩，逐渐到茶楼周璇扮演的歌曲，把街道的空间，和市井里的邻里街坊的关系非常完整地非常有序地进行了出场交代，到周璇站在二楼和赵丹打招呼的时候，马上转场到酒楼里面，酒楼里就是她唱歌卖艺的一个场景，很简单的一个开始，展现了街坊邻里和茶楼酒肆这样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空间，接下来非常活泼的场面调度里面，把生活的情趣，日常的细节，非常有序地交代了出来，这个传统到了49年之后，因为我们作为个人生活的情趣和权利，逐渐被集体生活取代以后，在荧幕上渐渐远离了这些东西，包括整个中国社会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以街道和社区为结构的，而是以一个大院，一个单位为结构的，人都在以集体为结构的一个新的结构方法之后，可能一方面就是一部分中国人生活得的确是离开了市井生活，离开了熟悉的街道，熟悉的茶楼酒肆。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即使在文革十年，或者是其后的阶段里面，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街坊邻里的关系里面，但是在电影里，这个空间，我们熟悉的这个市井生活，日常生活逐渐远离了我们的荧幕，就是因为个人的生活，私人的生活，在一个整齐化一的体制里面，在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里面，渐渐被认为没有意义，被认为是消极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忽视了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权利，我们忽视了我们自身生存经验的一个重视，整个这种关系的失落，渐渐地使中国的电影创作逐渐地变成了一个通俗剧加传奇剧的一个混合，一方面通俗性，因为通俗性要迅速地能够感染到，甚至没有太多文化教育的这样一个基础的人群，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推进这样一个通俗性的一个过程是几乎是完全用传奇性这样一个高度戏剧化的，甚至脸谱化的一个戏剧模式推进的，在一个悲欢离合，生死离愁，像49年之后很重要的一些文艺作品，比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都是革命文艺混杂了传奇，混杂了高度的戏剧性，被大众接受，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价值的取向了有了一个新的电影方式的出现，使个人在生活里受到的压力和受到生活的影响，我们不熟悉去拍摄，甚至不熟悉去面对，这样一个传统中断也是带给，直到今天，很多年轻导演在拍到个人接受方面是遇到非常大的挑战，甚至会认为这部分生活，这部分场景是不应该进入电影的，是没有价值进入电影的，其实你反过来想，就像一个人写一本小说，自己写一首诗，没有一个感受是不能进入到这个写作当中的，一部电影，你花这么多钱，讲你自己的感受，是不是有问题。

　　逐渐地，在中国电影的创作里，他的个人感受，甚至是生理的感受逐渐消失，换来的是一个思潮意识，包括89年以来创作了非常多的辉煌电影，很大一部分也是潮流的产物，是一个集体思考的产物，面对中国的历史，面对中国个人的生活，从个人角度发出自己的感慨或者是一声叹息，或者是一个喊叫的作品，是非常的模糊了，非常的不熟悉，这一部分经验，我觉得混杂了非常复杂的文化现实情况，这个文化现实情况里面包括我们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在这之前，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么大面积的中国大陆地区，我们背后所有中国重要的历史都发生在这个土地上面，所有的文物，所有的文献，所有的机构都存在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往往会容易觉得，我们背后所继承的，或者我们拥有的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可动摇的一个正统的华语文化的背景，到今天我越来越认识到，包括我自己对我们这个传统觉得越来越不了解，越来越觉得这个传统，其实遍布在所有的华人地区，我觉得包括，可能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的精神和传统，在香港地区还存在，有一部分这样的精神和传统在台湾地区存在，我觉得到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年代里面，我们去考察不单是电影吧，从电影出发去观察整个中国文化的话，我觉得你想获得一个全面的经验，全面的对这个文化的一个了解和学习的话，我觉得应该突破一个正统华语文化的一个背景这样一个幻觉，然后开拓我们自己的思路。

　　 比如在《马路天使》这样一个影片的气质，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影片中，比如《决想》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气质的回归，可能在早期的八十年代《北京你早》这些的影片里我们可能隐约找见，但是我们在香港娱乐片里我们可以看到是比比皆是，比如《新不了情》。你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尊敬，他们的熟练的，灵活创作的能力是我们所欠缺的，这部分可能在香港电影里面，保留了三四十年代非常珍贵的中国电影的传统，因为如果我们观看了那块历史，就是49年年后，有大量的，这个源头应该是抗战开始之后，非常多的上海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离开上海去香港开拓另外一个华语电影的生产的基地，这一直延续到49年之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像刚才何平导演讲的武侠片的传统，也是一直在香港电影文化里延续下来。

　　实际上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和大陆的文化工作者，我们其实面对的这个气息，这个文脉，我们可能还要去寻找，这个里面我们是要珍视其他地区华语电影，或者是华语文化的一个传统。

　　另外一方面，比如王家卫导演拍摄《花样年华》的时候，其实那个电影里透露出来的不单是王家卫个人的电影理解，其实他有一个对中国电影理解的角度，因为他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长大，在他的文化背景里，他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是有理解的，包括他对旗袍的理解，里面形成的新的流行元素是有一个传承的源头在里面的，不是无中生有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完全经过变革，经过文化断裂的一个华语导演有这样一个情怀做这样一种影片，比如用陈三老师说的话就是一个软剧变，因为这样一个传统，可能使我们的感情非常粗糙，因为一直是要讲大的，其实一些电影概念，我们今天听起来是需要仔细琢磨的，比如大气，为什么大气就是一个好的标准？有力量，大气。我们所有的美学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大，力量，这样一个方向。那么软，私人，灰色，个人，好象是这个美学系统负面的东西，是错误的东西，其实面对一个文艺创作，一个电影拍摄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美学气质都是需要的，我们可能是中国电影工作者，大陆电影工作者面对的一百年，我们所要看到的我们基因里的一个缺陷，这个缺陷是值得我们去多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