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解读Vol.4 我所认识的冯小刚导演
导演冯小刚我所认识的冯小刚
陈弋弋(新浪娱乐主编)
冯导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像一个玩笑。那时候我还在《南方都市报》做电影记者，《夜宴》在广州提前点映，我们的观影稿件铺排了大量版面，经新浪转载，很受关注。其中有一篇直接在标题点出了“血腥暴力”的字眼，片方觉得这些字眼在挑战审查制度，正式公映之前让他们有压力，没准会被迫取消上映，于是对我颇多责备。接过一轮炮轰电话，我正在家里郁闷，忽然电话又响了，陌生来电，接通，里面一个明显不标准的粤语男声说：“你好哇，我嗨冯小刚，你嗨不嗨陈弋弋啊？”我以为谁在跟我逗闷子，真不合时宜，冷冷地说：“谁？干嘛的？有话快说！”电话那端愣了几秒，立刻转换成地道北京腔，有点尴尬：“我是冯小刚，你觉得我的广东话说得怎么样？”
手机上这个冯小刚的号码，用到今天。而那次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他看了所有报道，觉得《南方都市报》做得最用心，媒体和片方立场不同，当然各有取舍。但他觉得记者因此挨骂，有点冤。于是跟人要来我的号码，电话沟通。除了面对面的采访，这是第一次通话。我想半天，觉得他好歹是个通情理的人。
实际上，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一度默认喜剧导演就应该是一个好玩儿、乐观的人。但多次的采访与对话，以及偶尔饭桌上的酒后真言，却让我真切地觉得，冯小刚导演越来越不快乐了。他的不快乐，给了我一个提示——也许，好的喜剧，都是用人生的悲剧做底色的。
导演冯小刚和葛优是一对老搭档2009年，我来了新浪，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认识冯小刚。《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冯小刚访问，是我们俩认为聊得最好的一次。他非常疲惫，吐了很多槽，“中国没大师，谁都别装”，“我有点儿像一鸡，本来拍电影是跟电影谈恋爱，但怎么最后身份变了，工作性质也变了”，“我现在的心情是悲观大于乐观，而且随着片子拍得越多，年龄越往上长，悲观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当时的冯导，已经是华谊的大股东，唐山大地震正在创造当年的票房最高纪录，和普通人比起来，冯导太有钱了，冯导太有名了，但是，名利双收冯导，没大家想的那么“应该快乐”。
在北京的几年，我偶尔会在酒桌上见到冯导。他越来越像一个公关英雄，有时候要接受众人的膜拜，只喝一小口。有时候要频频敬酒，拍着膊头说些肝胆相照的话，把自己灌得大醉。
再后来，冯导更忙了，有传闻说他要导春晚了。我听到后的第一直觉是，假的吧？谁不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上，要面对比电影审查本身更严厉的审查，下，要取悦比电影观众更众口难调的全国人民，接手春晚不就是找骂？一条短信问过去，回来一条，冯导说：“哥只是个传说。”后来想了想，全乎的话应该是“不要羡慕哥，哥只是个传说。”我觉得，冯小刚老师是把自己走进悲剧里了。
导演冯小刚的三部作品不久前约饭，下了班打车过去。正是北京的雾霾天儿，所有的环线都堵着，人到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快要挂了。冯导一脸严肃坐在席间，少言。随着酒意渐酣，气氛开始活络，各种情绪开始在杯盘间流窜，他解释为什么今年不接受任何采访：“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
《私人订制》，没什么可说的。并非个人有强烈的表达欲望，更多是回报华谊的作品。前些年窝心窝肺还了夙愿的《1942》，让公司亏了钱。如今，随性拍一个《私人订制》，票房却一派大好。难言的感慨。
春晚，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人人都指望着冯小刚能做出大不同，真是天真。春晚怎么样搞，难道不是党和政府早就定了的吗？审查之严，比电影更过。他能做的主，极其有限。与其说春晚找来冯小刚求变，倒不如说春晚“消费”冯小刚求变。
席间，冯导忽然说起了自己的三部电影，《一地鸡毛》、《一声叹息》和《1942》。这“三个一”都不像喜剧，但是充满了黑色幽默，是他认为最能反映自己半生所想的作品。拍《一地鸡毛》时冯小刚刚从部队专业，进入一家国营单位当工会文化干事，电影讲的正是当时冯小刚的生活体验——人无法冲破现实。《一声叹息》恰逢冯小刚经历婚姻的变迁，讲的是人无法冲破婚姻的束缚。而到了《1942》，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冯小刚，想讲的变成了——人无法冲破历史。他在这些电影里，无力与无奈。
很多人觉得，自己之所以不快乐，充满无力感，是因为不够有名，不够有钱，所以自打鸡血玩儿命奋斗，一定要出名！一定要当土豪！可我面对着一个足够有名，足够有钱的人，他仍然不快乐，仍然无力。那么，这个世界，是不会变好了吧？
饭后我和冯导走出饭馆，寒风凛冽。才走了一会儿，他忽然拔腿跑起来，极其敏捷地冲到街边，变魔术般从手里拿出100块钱，递给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说：“师傅，麻烦您送这位姑娘到家。”
我坐上车，司机师傅拧动车钥匙，突突的启动声中，问我：“刚才这人是冯小刚吗？长得挺像的，不会是那个挺像冯小刚的演员吧？”我想回答，或许，他真是演冯小刚的那个演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