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蓝色骨头》这首歌是没有歌曲形式感的，是声音的一个聚合物，是一种创作自由。只有这首歌的精神才能够代表这个电影。最起码有十个以上的朋友建议我用《迷失的季节》这个片名，但我坚决不用，因为我觉得《迷失的季节》首先视觉是母亲。第二，它有点像校园题材的电影。都是因为朋友的反作用，我才想到了《蓝色骨头》最后替代《迷失的季节》，只有“蓝色的骨头”才能帮助我找到“迷失的季节”。

崔健：我做电影就是因为有话要讲。我跟他们经常交流，但我为什么要做片子，就是因为我觉得少了一种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就在我脑子里边，我要不给大家做，就证明不了我的观点，所以我就做出来一个让大家看看。我喜欢看电影，喜欢音乐，这样形式的结合，估计别人也做不了。我也试图让别人做，了解摇滚，又了解电影，找了半天也没有人适合，就想自己试试。

崔健：对。从开始写故事，到导演，逐渐增长起来野心，拍完自己还要剪辑，还要配乐，原来做导演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千万不要一个人成为英雄就刨根问底，问他有什么最早的设想，什么都没有。这个电影做到一半的时候它自己就告诉你缺什么，你只要有大量的耐心和时间去跟它互动就完了。你就会发现这块加一个旁白，这块改个剪辑的方式，这块加一段音乐，它自己逐渐就起来了。

崔健：没有我个人的经历，故事是我想出来的。我写的剧本大纲是诗歌体的，请朋友做成电影的格式。最后一稿是自己写的。拍的时候，现场推翻了一半。当然会有一些背景，比如说我自己是出生在部队文工团，所以我会熟悉这个气氛，其它故事都是编出来的。

崔健：以前的市场不像现在这样。现在是钱追人，以前是找不到钱。这个电影最早04年立项，但投资没到位，黄了。后来是到10年重新立的项。我很幸运，因为我在音乐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可以利用我做音乐的资源，获取到别人来关注我想拍电影的愿望。我敢用两年时间去做剪辑，但大量的人想都不敢想有这样奢侈的机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电影梦就这么死了，没有人支持他们。

崔健：我们是10年就拍完了，剪辑剪了两年。审查的时候比正常的片子长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崔健：没有太大差别。有一些性感的镜头，有一些关键的人物词给它模糊化了。他们提的意见都挺专业的，他们也怕我的电影故事大梁被改造了，会造成别人看不懂。而且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已经自我审查了好几轮了，我们去探他们的心理，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某种程度上是把它作为一种平等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都是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找出一种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大家都接受呢。

崔健：我发现有很多人在自我审核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融入了自我阉割。而我的方法认为自我审查并不是自我阉割，反而是自我鼓励的过程，你越是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你把这事儿再想明白点再说清楚点，要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看看是不是对方就接受了。就怕你说的当不当，中不中的，就变成了一个默默唧唧，含含糊糊的那种，别人最难受。你干脆说透整个故事的结构，你会发现这个电影就能够自圆其说。我认为电影是个生命，就像一个孩子一旦成熟了以后，自己就有调理能力，可能跟导演最初的想象都完全不一样。

崔健：没有，我的第二部片子曾经也被等于是封杀过，没演成。所以他们也知道我在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跟音乐有直接关系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你长期做一件事儿，你给别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形象的过程。

崔健：他早就看了，我剪辑最后终结版之前好几版他都看了。他就说，老崔，你应该多拍。我太喜欢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我认为他是中国电影的奇迹。但我没有能力做成那样。他从中学一毕业就开始上戏剧学院，从小接触的这一套艺术理论，我是做不了。我就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崔健：我认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剧本，选演员和演员现场的表演。剩下的东西都是专业的，我就大胆撒手让其他人干就行了。摄影师杜可风是现场的真正的领导，所有人都被他的凝聚力所带动，而我只不过就是看监视器，完了以后说“好，过”，或者说“再来一遍”，我自己在某些特殊镜头的时候坚持一下。

崔健：准确为主。大明星我们使不了，如果不准确，到最后还失控，听他摆布，这种演员绝对不能用，又花钱又找罪受。我没有看过倪虹洁其它的东西，对她没有一个潜在的印象。我只是通过看她的照片，通过副导演把她叫过来以后，跟她当面交流的时候，看她抽烟，看她听音乐的状态，觉得她合适。当然可能我们在票房上会丢一些分，因为她没有票房号召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又省钱，又准确，何乐而不为，我们以这种原则去选演员。拍完这个戏以后，我觉得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她能胜任好这个角色。

崔健：我跟他们非常熟悉。因为2002年的时候我搞过一个现代舞，就有大量的机会接触这些现代舞的演员。而且我至今仍然认为，现代舞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艺术之一，已经变成我脑子里边的一个基本坐标，就是我要是做这件事儿我找谁。我当时有机会认识向京，她是中国的女雕塑家。我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就强烈建议我跟陶冶接触，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一聊发现他挺合适。

崔健：我们选了大量的男一号的演员，后来发现都不合适，总感觉他们有痕迹，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实际上尹昉最初是要演陶冶演的那个角色孙洪，后来觉得陶冶更合适之后，他就没事干了。然后我发现他很合适演“钟华”。当然他也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地开始进入这个角色，调整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了。

崔健：还有很大的预留空间。第一个作品，遗憾有。我知道所有电影都一样。这电影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一首歌三唱。父母的故事是黑白的，另外的是红、蓝、黄三色。现在这电影只剩下了蓝色，父亲的内容是后来加的，另外两种颜色被割掉了。那两个故事都在那儿，但我们还没拍。我们只拍了蓝色和黑白部分。

崔健：没有。很多人说我，说老崔，你是不是也赶时髦做一个票房电影。我说我十年前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什么票房诱惑或者压力。我觉得电影本身的形式和商业是一种宽容的关系。我就想要票房，或就想要表达，把双方敌对起来，你会发现，你自己就很纠结，甚至会做很多自我阉割，这个东西别人一目了然。你要是自我阉割的话，实际上更大的失败是艺术上的失败，不光是票房的失败。完了到最后什么都不是。我看过大量的人那么死掉，大量艺术品就这么失败了。

崔健：我觉得我是有这样一种野心，要把我所认为的信息全都融进电影里。这个电影会不会给社会或者个人带来什么，这个野心是没有的。《蓝色骨头》这孩子我只是把他健健康康抚养成人，上学了，1/3的工作是我的创作，另外1/3的工作是我送他上学的过程，另外1/3的创作实际是观众们。当这个电影跟你发生互动，那真的是他和你有关系，不是我跟你有关系。最好的结果就是一定要把导演忘掉，抹掉崔健的标签。

崔健：对。他们是电影消费群体，一般人会把电影看成一种社交仪式，带着男朋友或女朋友去。如果一个人去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有毛病，所以宣传焦点都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但这真的不对。电影是自由表达的工具，是人类艺术上非常重要的创举，它不应该是简单的消费。

我这个电影你要自己来我特别高兴，不用成群结伙来，你自己来就可以了，你能够更清楚看到我要表达的东西。而且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多次消费的，一张票有三个副券，你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看第二次第三次。只看一次的电影就造成了大家都去请明星，明星赚的钱是花不完的，为什么不去做更多有意思的电影，让电影多元化。

崔健：我觉得没有代沟，我能跟你聊了这么半天是跟我这个岁数的人聊不起来的，我请他们看我的电影，看完快打架、吵起来了。他们不喜欢这片子，不喜欢这形式。说‘你两个小时怎么讲那么多故事，一个我都没看明白’。根本没法交流。所以喜不喜欢跟年龄没关系。有的人天生不喜欢听交响乐，就喜欢听流行歌；有的就受不了单线条的，就喜欢丰富的。这是个性问题，我敢说，很有可能越年轻的人越能够欣赏我的片子，因为他没有对电影的固定概念。所以抱着固定概念去看我这片子，最后还说出一套电影理论的话，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没有击溃你。千万不要把原因归为代沟，这样的话对你这代人和我那代人都不尊重。

崔健：我不知道。我是完全控制创作，参与制作，然后任销售自由，他们安排我服从，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个团队，一个产品必须尊重市场。我们要完成电影这个形式必须得有一个销售团队。

崔健：我一直就有，我就是参加全国的头几届的选秀才被评委发现了《一无所有》，当时百名歌星是一个选秀活动，东方歌舞团搞的。我和王迪、刘元、黄小茂几个人拿着箱子，跑到东方歌舞团的排练厅去参赛，唱了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但是我们有这个机会，评委对我们有印象。当时还没写《一无所有》，当时写的是《最后的抱怨》和《不是我不明白》两首歌。这些都是销售的机会，这些机会都帮助了我，所以我没有把市场敌对起来。

崔健：我觉得无商不活，如果你自己因为商业改变自己，那是你的问题。本身市场的概念是你扩大观众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怎么来把握它？然后想一想自己，妥协了没有？拍完电影我发现我没有妥协。现在的选秀也是，这帮小孩有没有才华，我仔细听，仔细看他们的材料，有才华，不能扼杀这孩子的才华。

崔健：我觉得这有点八卦吧，咱们现在说电影。谈这个很容易被人利用。我觉得创作、制作和市场这三个东西，如果你只剩两个，还是你能把握住的。任何两个组合都有可能成功的，三个都有的话是肯定成功。如果你只有一个，你肯定出问题。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运动都是这样。如果政治家放弃了经济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这个政治运动肯定有问题。

崔健：对，所以说有人讨厌我，就是因为我已经不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那种精神。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能调整自己，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让大家接受的方式，按他们讲话就是比较狡猾、圆滑。有人批评我跟社会妥协，四处演出。但这就是人，人的生命就是在自我调整中实现价值。而不是一根筋去追求一个东西。你的理想再伟大，也不能去轻视你的媚俗和情感。但当你媚俗到没有理想，就会像现在很多人，变成行尸走肉。一个伟大的生命就是伟大的平衡者。

崔健：我的《给你点颜色》那张专辑受到了很多乐评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说我太理性了。可是就是因为这种理性才造成了我拍完这部片子，我才有足够的一个思想结构、行为结构、销售结构。我也不懂商务，我的商业团队要不是很能干，我有很多的创作电影的机会就没了。我们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写得很清楚，如果老崔没有终剪权，老崔不会干这件事儿。很多人尝试自己拍片，如果没有终剪权，可能最后变成垃圾或者炮灰一样就消失了。

崔健：我现在对那件事儿已经处理完了。我觉得跟冯小刚没有关系，换李小刚、张小刚、崔小刚都一样，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他非常勇敢的去选我。但是最后中央电视台不是他说了算。我曾经在导演协会说，我说冯小刚下次再导春晚的时候，你先搞定中央电视台再搞定我。